「我從小也不懂得去問、也不敢問，我一直沒有很認真探討我父親為什麼被關、為什麼會死……」5日國家人權博物館進行5冊白色恐怖口述史新書發表會，如今受訪者之一、年近70的受難者家屬丁螢雪，其父丁桂昌於1957年因涉「台灣軍人監獄在監馬時彥叛亂案」遭槍決後，丁螢雪一直困惑父親為何而死？母親為何離開這個家？真相為何？如今雖然收到促轉會一紙回覆名譽證書，也在2017年終於看見父親的死刑判決，丁螢雪仍困惑：白色恐怖的「真相」在哪？加害者在哪？有補償金就能平反嗎？
據人博館白色恐怖口述史第5冊《話當年父兄蒙難》採訪，丁螢雪出生於1952年，父親丁桂昌在她6歲、1957年就過世，家人說那時丁螢雪替父親「捀斗」時，沒人敢來拈香，因為丁桂昌是被「銃殺」（槍殺）的，傳統上認為做壞事才會被槍殺。至於母親，在父親坐牢時就已離婚了，丁螢雪一直困惑，為何母親要離開？甚至深覺被拋棄，歷經60多年依然好奇：媽媽是不是因為離婚的不幸，為了把過去的不愉快忘掉，才當作沒有我這女兒？
「對父親的了解都來自親戚跟祖父喝酒聊天時的片斷訊息」
而5日丁螢雪現身時表示，她其實從沒見過父親，只知道父親當年參加讀書會、有人來家裡搜到幾本馬克思的書、父親就沒回家過了，第1次判12年、後來判死刑，說是因為他在監獄參加叛亂組織──這些事情丁螢雪也是到長大才知道的，家裡沒人講、她不敢問，對父親的了解都來自親戚來訪、跟祖父喝酒聊天時聽到的片斷訊息，直到1999年有白色恐怖受難者申請補償，她才積極去尋求理解父親的事，表姑也把父親的書信轉交給她。
儘管丁螢雪從未見過父親，卻也因為父親的死受到許多折騰。她記得自己從初中到高中6年，每1學期都會被教官叫去、直說「妳爸爸是匪諜」。那是個無法講台語、只能說北京話的年代，「匪諜」一語更是沉重，即便有些老師知道狀況，但也總覺得「你父親被槍斃，一定是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因此丁螢雪一直想把父親的存在抹煞掉，不想讓人知道父親是怎樣的人。
「現在想想真的很慚愧，一直覺得好像非常不名譽，也是很怨嘆說爸媽都不在、一個人寄人籬下……我後來長大了，比較能去理解當初的事情。」丁螢雪說，當年父親被槍決時，丁螢雪才6歲，如今丁螢雪已年近70，她明白雖然丁桂昌當年參加讀書會讀的都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書，但應該不是真的「匪諜」，死刑判決指控丁桂昌參加「再叛亂」組織，那應該也是思想叛亂、不是槍桿子叛亂──然而丁螢雪也曾困惑：爸爸到底是不是傾向「那一邊的國家」的共產主義信徒？後來她才明白，當年許多高知識分子確實心裡都嚮往社會主義，但那跟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是不一樣的，她也跟許多前輩聊過、接受中研院台史所所長許雪姬訪談，心裡才豁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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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丁螢雪表示，透過與中研院台史所所長許雪姬（見圖）的訪談，心裡才豁然一些。（人博館提供）
「家裡有變故的家屬，生活上、成長上的艱辛，大家應該有所體會……歷史不能回頭，我們要繼續往前，現在政府要朝向盡量把白色恐怖時期檔案開放，我們希望促轉會幫忙釐清一些以前白色恐怖時代的案子、讓我們也了解一下──我們當然有收到『回復名譽證書』，但人都死了，這有什麼用呢？」丁螢雪說。
曾被控涉入「美麗島事件」的《美麗島》雜誌社前主編陳忠信表示，自己曾看過人博館的紀念碑，上頭超過8000人，他一個個看，從1947年看到美麗島，「我們美麗島案算是最幸運的，最囑目，但我們承受苦難比起前輩，小事一樁啦。」至於所謂「前輩」見證，還有如今高齡90、當年曾被控傳閱台獨書籍捲入「海軍台灣獨立許昭榮案」的陳水清。
《美麗島》雜誌社前主編陳忠信（見圖）表示，美麗島案算是最幸運的，最受囑目，但承受苦難比起前輩算小事一樁。（人博館提供）
陳水清出生於1930年、成長於日治時期，他還記得1947年國民政府軍隊來台時，父親直呼「失望」，1950年陳水清到台北工作，也常看到車站貼著各種公告，「常常在槍殺人，這些人被抓去，台北車頭都有公布，紅字打叉叉就是槍殺……人的生命是很重要，不是這樣那個……」
陳水清開始在思想上對國民黨有所不滿，隨後又歷經牢獄之災，如今他盼望的是，「我希望蔡英文總統可以堅持台灣民主，我們後代子子孫孫才可以幸福。」
白色恐怖受難者、高齡90的陳水清（見圖）當年曾被控傳閱台獨書籍捲入「海軍台灣獨立許昭榮案」。（人博館提供）
丁螢雪、陳忠信、陳水清皆是人博館「館藏口述歷史主題整理」第3至7冊的受訪者之一，而談起口述史之意義，人博館館長陳俊宏表示，「歷史真相追求」是進行加害體系究責、被害者賠償、政治反省等轉型正義工作的最重要前提。在德國也有倡議過「追求真相的權利」，人們必須知道歷史發生什麼、為何發生、有誰參與，要求國家積極保存歷史檔案並公開──然而，知道檔案不等於真相的全貌，檔案必須跟口述見證一起對話、一起研究，才能湊出歷史真相。
陳俊宏表示，受難者見證之所以重要，是因過去戒嚴體制下，這群受難者與家屬是一段被噤聲、失語的存在，在國家威權體制論述下是一群「背叛體制的人」或「為了國家安全必須付出的成本」，當年政府不只剝奪他們的自由、也剝奪他們自己在歷史詮釋上的重要權利。
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中）認為，受難者見證之所以重要，是因過去戒嚴體制下，這群受難者與家屬是一段被噤聲、失語的存在。（人博館提供）
因此，陳俊宏認為，透過國家進行口述訪談與徵集很重要，一方面回復受難者名譽，一方面讓他們的苦難與聲音被聽到，「透過他們把故事說出來的過程，他們不只是真相提供者，也是我們重構歷史記憶的重要參與者，能突顯受難者的主體性與能動性。」
陳俊宏表示，本次新出版5冊口述史從2013年開始委託學界進行訪談計畫，有家族受難經驗，亦有過去較少看到的「綠島再叛亂案」、「新店軍監案」（即丁螢雪父親被捲入的案件）等等重要當事人口述訪談，本書主編、中研院台史所所長許雪姬則補充，當一個家庭受到苦楚，團隊實在無法決定選擇叫誰來講比較好，因此決定讓願意講的都出來講。
採訪團隊之一、北科大文發系副教授楊麗祝表示，這些受難者與家屬長達5、60年來都面對的痛苦就是家人被帶走、自己受到刑求從牢獄回來，幾乎天天驚醒、都是受害者，甚至也不太明白發生什麼事。
「家屬不了解，父母保護他們的方式就是不讓他們知道」
「家屬也不太了解，他們父親跟母親保護他們的方式就是不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就學就業有些有困難、有些沒有……」楊麗祝強調，口述歷史人人都可以做，如今出版就是為了讓歷史真相更明晰，讓轉型正義工作更奠基、穩固。
採訪團隊之一、政大文學院院長薛化元表示，1949年12月中華民國政府內戰失利、敗逃來台，當時狀況要說是「風雨飄搖、危急存亡、保衛台灣」尚可理解，但1950年韓戰發生、美國第７艦隊開始巡防台灣，直至今日中共掌握台灣海峽制空權、制海權的事都還沒發生，若說1950年開始的白色恐怖是為了「國家安全」，恐怕要打問號，這事到現在都還沒做歷史的反省。
政大文學院院長薛化元（見圖）表示，若說1950年開始的白色恐怖是為了「國家安全」，恐怕要打問號。（人博館提供）
談起訪談過程，薛化元說困難之一在於訪談要跟檔案對話、檔案來的速度永遠跟不上計畫的進度，困難之二是經過時間記憶也會變得不太一樣，但最困難的恐怕還是當團隊打電話拜訪，許多長輩、家屬依然不願意接受訪談。
談起下一步，薛化元仍盼望忠實記錄白色恐怖時代的社會、文化政治發展，包括所謂「加害者」這塊。事實上，有些承辦人為了保護涉案人會幫忙撇清、所謂「加害人」也有溫暖的小故事、人性另一面；至於做口述史，不只是為了當事人做，也是為了未來的人們而做，「做這些事的目的是為了深化我們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這價值深化讓台灣也許有機會更對抗外來威脅，我們的子孫也會有更好的發展與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