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盤山的主峰上，現今豎立著一座「六盤山長征紀念亭」。
1935年10月7日，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紅軍越過六盤山，逃往寧夏南部。紅軍在寧夏南部潛入國民黨軍的包圍網，慢慢擴大地盤。登上六盤山的毛澤東在1935年10月寫了一首名為〈長征謠〉的詩，後來以〈清平樂．六盤山〉為題公開發表。這首詩收錄在中國的中學國語教科書裡，我以前也曾學過：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雖然不知毛澤東是否有意識到成吉思汗曾在六盤山活動的歷史，不過在第2年（1936年）2月寫下的〈沁園春．雪〉這首詩中，他說「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就明顯表露出一種強烈的嫉妒情感。從毛澤東對成吉思汗與中國歷代皇帝的回憶，可以看出在陝西省北部落地生根、建立割據政權的他，意圖速取天下的野心。就結果而言，毛澤東的逃亡可說是成功的。
和歷史上北魏、契丹、唐、蒙古乃至滿洲人等北方出身的遊牧民攻陷中原、建立征服王朝的軌跡相反，紅軍形成於南部中國。他們從四川西部到陝西省北部的冒險路徑，其實是前述遊牧民自古以來開拓的南進道路；換言之，他們是逆向而上。就像蒙古帝國的軍隊搶先一步征服四川與雲南、再從西南方向攻擊南宋一樣，紅軍也等待日中戰爭結束後，對位在中原、早已疲憊不堪的中華民國軍隊從背後施予不義的一擊，從而攫取所有戰果。
美國的新聞記者、對共產主義懷抱好感的埃德加．斯諾於1936年進入中國西北紅軍割據的地區，對毛澤東等人進行訪談。儘管他的著作是受到毛澤東檢閱後才得以出版，但仍然廣為流傳。
斯諾做了以下這樣充滿好感的評論：紅軍往西北的遷徙毫無疑問是一種「戰略性撤退」，在亞洲只有過去的蒙古人，曾經達成像共產主義者這樣的軍事偉業。
紅軍往西北的遷徙是受到蘇聯指示下的退卻、或說逃亡。可是現在，這種不名譽的行為被塑造成名為「長征」的佳話。山頂的「六盤山長征紀念亭」是1986年紅軍長征50周年紀念活動時，由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所建立；而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則揮毫寫下「長征紀念亭」幾個大字。明明是空無一物的山頂，卻因為建有共產黨的「革命文物」，在1995年被指定為中國的重點文物。現代中國對留有革命記憶的場所非常重視，人們也熱中前往具備這些記憶的場所，進行一趟「紅色之旅」。儘管事實真相並非如此，但只要「歷史」被創造出來，要欺瞞大眾便相當簡單。事實上，在日本也有許多被共產主義同路人斯諾的著作所惑、無條件讚美共產中國的「日中友好人士」。
元朝佛教寺廟改建的清真寺
從固原市往北沿著國道109號線行駛，沿途有很多販賣黃河蜜瓜的商販；這些黃河蜜瓜帶著鮮豔欲滴的橙色，看上去光芒閃閃。9月1日是新學期的開始，到處可見踏著活力步伐的小學生；至於女孩們，則是戴著五顏六色的頭巾，可見沿路住著許多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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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著拖拉機在寧夏大地上移動的穆斯林（作者楊海英提供）
在道路的兩旁，聳立著屬於六盤山系、連綿不絕的黃土山嶺；東側隨處可見內陸河，也有水壩。水壩周圍有著開闊的田地，種植的作物主要是玉米、南瓜，以及俗稱「寧夏大米」的水稻；寧夏大米是北部中國最有名的稻米。
我抵達同心鎮。在鎮南的山丘上，可以看見一座巨大的建築物；向路旁賣黃河蜜瓜的回族商販確認後，得知那正是我此行的目的地——東關清真大寺。然而，遠遠看起來，這座寺廟與其說是清真寺，不如說更像佛教寺廟，或是一般中原風格的建築。
同心縣東關大寺，元朝時原本是藏傳佛教寺院，後來改建成清真寺。（作者楊海英提供）
東關清真大寺是一座相當美麗的磚造清真寺。當我邁入寺內時，人們正好在進行午間禮拜。庭院裡豎立的一塊看板吸引了我的目光，這塊看板上是這樣寫的：同心縣東關清真大寺是在元末明初時期，從藏傳佛教寺廟改建而來；在這之後，它於明朝萬曆年間（1573—1619）、清朝乾隆年間（1736—1795），以及光緒年間（1875—1908），共計經歷3次修繕。在中國境內稱得上是「十大古清真寺」之一。
由此我得知，這座不管怎麼看都不像清真寺的東關清真大寺，其實是蒙古帝國時代藏傳佛教的寺廟。元朝時期，這一帶是皈依伊斯蘭的安西王阿難答領地。當時，藏傳佛教在蒙古帝國獲得了國教的地位，即使在安西王領地內，也少不了藏傳佛教的寺廟。儘管這座寺廟不無可能是在安西王下令屬下改信伊斯蘭的猛烈風潮中，被改建成清真寺，但從寺方的記憶只到元末明初來看，這座舊藏傳佛教寺廟應該是在元朝的蒙古人從蒙古高原撤退後，被留在中原的穆斯林加以重新利用。
清真寺四周還留有過去的城牆殘跡。靠近城牆處有穆斯林的墓地；那是19世紀下半葉同治年間，西北回民掀起大叛亂的遺跡。
日軍與共產黨對穆斯林的籠絡行動
現在的同心縣，在中華民國時代稱為豫旺縣。逃亡到縣內重鎮之一——豫旺堡的紅軍第一方面軍在此設置司令部，彭德懷為總司令。彭德懷與毛澤東同樣是湖南省出身，曾經好幾度救了毛澤東的命；毛澤東還賦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來稱讚彭德懷的功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但因為他抨擊毛澤東經濟政策的失敗，結果被鬥倒失勢。在文革時期，他被當成「反革命家」加以批鬥，於1974年在失意中過世。毛澤東跟歷代中國的獨裁皇帝一樣，掌握政權後便對原本的心腹毫不留情地肅清，彭德懷就是其中一名犧牲者。
彭德懷和美國人斯諾在豫旺堡會面。有一天，彭德懷帶著斯諾來到紅軍的列寧俱樂部，讓他看一幅諷刺畫。那幅畫的內容是一名穿著和服、有著大鼻子的日本人，兩腳踏足滿洲與內蒙古，然後用一把延伸到華北、滴著血的刀刃，指著中國的其他地區。緊接著，彭德懷問一名在現場待命的紅軍少年兵說：
真是準備周到的一場演出。雖然是表演出來的，但對共產主義抱有好感的斯諾來說，他應該是很滿意。
當時，日軍繼滿洲與內蒙古後，積極想要建立一個掌控西北穆斯林的傀儡政權。作為策略的一環，1936年7月與9月，日軍在當時屬於寧夏省的蒙古阿拉善地區，設置了兩個特務機構，這就是所謂的「板垣征四郎構想」。這個計畫，也有確保和軸心國夥伴德國、以及中亞阿富汗之間互通消息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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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特務頻繁在鄂爾多斯、阿拉善以及寧夏地區活動，還設置了機場。在南京國民政府眼中，寧夏的統治者馬鴻逵是個投機主義者；中國共產黨則同時批判馬鴻逵與國民政府，宣傳自己才是真正的抗日戰士。馬鴻逵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主張對日本人抱持好感、招攬日本人的是蒙古人，且在共產黨的教唆之下，派遣軍隊進入阿拉善與鄂爾多斯，進行嚴密監視。就這樣，日軍的入侵不只給予中國共產黨苟延殘喘的機會與大義名分，還提供穆斯林軍人壓抑蒙古人的契機。
原本打算一旦失敗便從蒙古人民共和國（即蒙古國）或新疆逃往蘇聯的毛澤東紅軍，明瞭這時向大眾展示抗日姿態比逃亡更重要，於是便在穆斯林軍人割據的地區展開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開拓天下。紅軍陸續從馬鴻逵的手上奪取包含今日同心縣在內的寧夏南部地區，而斯諾就是在1936年秋天，進入剛被紅軍攻陷的豫旺城，也就是現在的同心鎮：
和陜西、甘肅無邊無涯的山與谷成對比，我們走的道路穿越高原，是一條朝著萬里長城與內蒙古美麗寂寥草原前進的道路。路上點點散布著丈餘高的雜草，在平緩的小丘與微微隆起的綠色草原上，放牧著大群的羊與山羊；在我們頭上，還不時會有鷹隼飛過。野生的瞪羚群一直貼近我們，當我們心想，牠們是不是嗅到了我們的足跡所以前來時，牠們卻又以難以置信的優美姿態，迅速逃離到安全的山腰。
5小時後，我們抵達了豫旺縣的中心。那是一座被石頭和磚瓦築成的宏偉城牆所圍繞、古老的回教城市，城內約住有四、五百戶人家。城外有回教的寺廟，周圍環繞著幾乎沒有破損、充滿美麗光澤的磚造牆壁。
瞪羚成群結隊在草原上奔馳的風景，現在只有在蒙古國或中亞的哈薩克一帶才能看到。透過斯諾的描寫，我們可以得知當時的固原一帶其實是風光明媚的地區。
紅軍殲滅了駐紮在這片恬靜大地上的馬鴻逵守備隊，並對穆斯林展開共產主義宣傳教育。他們打出「廢止一切課稅」、「建立回民自治政府」等充滿魅力的口號，並向回民洗腦：他們在歷史上受漢人虐待與歧視，並不是因為人種或民族，而是階級之故。斯諾也目擊到穆斯林「克服了傳統對人種的反感，慢慢地轉變成階級之間的憎惡」。就像是在穆斯林跟前不使用「豬」這個字一般，紅軍擺出尊重穆斯林風俗的鮮明姿態，贏得他們的信賴，從而出現了許多批判馬鴻逵統治的穆斯林。只是任誰也沒預料到，15年後共產黨在中國奪得政權時，等著他們的竟是宗教遭到徹底否定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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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圖」，蒙譯日文名「大野旭」。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自1993年到2019年，每年都到內蒙古進行研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蒙古與伊斯蘭中國：一段貼近民族心靈的旅程》（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