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張灝先生很早，二○○三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有一天造訪香港科技大學，經丁學良教授引薦，與當時在這裡做教授的張灝先生有過一次簡單的交談。
二○○七年夏至二○○八年春，我赴威斯康辛大學做訪問學者。之後，為了寫一本關於中美關係的新書，到華府採訪一些智庫和學者，住的地方正好離張灝先生剛遷入的新居不遠。跟我同為獨立中文筆會理事的廖天琪女士，是張灝先生夫人廖融融女士的妹妹，廖天琪請我們兩家一起餐敘，這次才有了一場深談。
廖天琪女士回德國處理一些事務，允許我和妻子在她家住一個月，她擔心我們不會使用美式洗衣機和烘乾機，就請張灝和廖融融夫婦過來教我們。結果，兩位老人面對機器上複雜的按鈕卻不知所措，還是妻子摸索到了使用的方法。我卻與張灝先生在廚房裡談起了晚晴思想史——一談起他熟悉的領域，他立即兩眼炯炯有神，神采飛揚。
張灝先生是安徽人，幼年時，正值抗戰，在重慶居住多年，所以算是半個四川人，他與妻子廖融融談話，是一口地地道道的四川話。他溫文爾雅，說話不緊不慢，記錄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此後，我和妻子常常與張灝夫婦餐敘，或者相約到中餐館吃飯，或者是到我們住的公寓，我下廚做川菜。
有趣的是，有一次我們去張灝先生家做客，我要顯示廚藝，做一道蘿蔔紅燒牛肉。家中沒有蘿蔔，張灝先生自告奮勇要去超市買。結果，半個小時後，他空手而歸，沮喪地說：“我忘記蘿蔔的英文怎麼說了！”我們大家都相視而笑。這位哈佛畢業的博士，當然不是英文不好，而是平時基本不料理家務，對日常生活中的食品、蔬菜頗為陌生。廖融融打趣說，他們剛結婚的時候，張灝連炒個雞蛋都不會，乾脆就用咖啡壺煮雞蛋吃。
我最感興趣的是張灝作為「殷門弟子」的經歷。殷海光是我尊崇的自由主義先驅。張灝講到許多往事，歷歷在目，精彩紛呈，也戳穿了李敖書中的若干謊言，比如他和在海外留學的幾位殷門弟子湊錢為老師治病，並非如李敖所說只有他一人幫助老師。張灝先生回憶說，因為跟殷海光過從甚密，警總高官專門找到他當立法委員的父親打招呼，警告說你家公子要小心。若不是他很快赴美留學，恐怕免不了會被警總約談。當時，他們經常在時任關務署署長的經濟學家周德偉家中聚會，張灝是年輕大學生，老師們高談闊論，他大多數時候無法插嘴，但聽前輩們痛罵國民黨的獨裁專制覺得很過癮。他記得曾留學德國、得到海耶克真傳的周德偉意氣飛揚地說：「我像鷹在天上飛，你們台大的教授都像烏龜在地上爬。」這些細節，我聽得津津有味，恨不得早生幾十年，當年能在現場。後來，我到台灣訪問，每次都去紫藤盧與朋友聊天喝茶，想到張灝先生講述的這段故事，不禁從心底裡浮出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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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求學時，花過很多功夫研究梁啟超，張灝的《梁啓超與中國思想的轉型》是我常常參考的枕邊書。這本書讓我對現代文學和思想的興趣繼續清末推移，意識到戊戌甚至比五四更具轉折意義，後來我的碩士論文就寫梁啟超在澳門辦的《知新報》——當時這是一個相當冷門的題目。而《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更是一本對我的思想觀念帶來極大震撼的著作——此前，我推崇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稍稍偏左，對人性和民主制度持過於樂觀判斷；讀了此書之後，我意識到人性幽暗的一面，因為人性中的「幽暗意識」，使得民主並非一種完美無缺的制度，如邱吉爾所說，僅僅是「最不壞」的制度。由此，我由積極自由的支持者轉而認同消極自由，也開始對基督信仰與民主憲政之關係有了興趣。後來，我才知道，廖融融女士是基督徒，與倪柝聲的地方教會系統頗有淵源，張灝先生雖然不是基督徒，卻經常跟我們討論基督信仰，對基督教和基督徒持正面評價，認為中國的民主轉型，離不開基督教價值的浸潤與規範。
經過與張灝先生多次談話，我整理成一篇兩萬多字的訪談錄〈以「幽暗意識」透視中國百年激進思潮〉。張灝在這篇訪談中說，「幽暗意識」的起源是受到基督教人性觀的啟發。基督教的人性觀，讓人看到自己的罪性，看到自己的局限性，從而杜絕人的自我膨脹、自我神話，從而持守低調的民主觀。這正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方思想時所忽略的一個重要方面。他指出，五四的負面遺產主要有三個方面：科學主義、全盤反傳統主義、高調民主和烏托邦思想，這三者結晶成一條五四的紅線。他強調，從五四開始反思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是不夠的，需要上溯到晚晴，從戊戌那一代人開始，他在《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一書中以譚嗣同為例做了透徹的反省。他啟發我將對中國現代史的思考倒推到清末，如此才能對中國晚近一百多年的激進主義做透徹而全面的反思。張灝的反思，已經遠遠超越了魯迅的國民性批判。
後來，我將這篇訪談收入《彷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一書，張灝先生為此書寫了一篇長篇序言——與余英時先生一樣，他一字一句手寫文稿，一絲不苟卻一氣呵成。他在這篇題為<知識分子研究知識分子>的序言中寫道：「余杰是一位知識分子，應該說是公共知識分子。作為後者，他對時代有強烈的關懷與責任感。他要針對時代的問題說話，他是以這些問題為基點去回顧與檢討近代知識分子這個傳統。因此，他很明白地說，他的歷史研究不是發自歷史的好奇心，關在象牙塔里做的，而是發自他所謂的『現實關懷』，希望能與近代知識分子這個傳統的『先哲』對話，從他們的思想吸取教訓，從而認識知識分子對當今的時代問題，應采取的立場，以及應該走的道路。」《彷徨英雄路》是我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本學術論文集，這本書出版後，我的主要精力聚焦於政治評論，因為中國的現實政治越發黑暗殘暴，我不得不發聲，故而放下學術研究（實際上不具備學術研究的心態和條件）——偌大的中國，哪裡能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如此，多少辜負了張灝先生的厚望。
張灝院士捐贈畢生藏書及手稿予國家圖書館，由駐舊金山辦事處賴銘琪處長代國家圖書館接受捐贈（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提供）
二○一二年，我們一家三口移居美國之後，新家離張灝老師家不過半個多小時車程，我們常常去他家拜訪、聊天。他們的兩個女兒女婿及孫子輩都不在身邊，就養了一條名叫米奇可的小狗，夫妻倆視若掌上明珠。廖融融尤其如此，因為餐廳不讓帶狗，我們外出吃飯她都不肯去，要在家守著狗。
張灝從台大畢業後，赴美留學，與余英時一樣獲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後來在俄亥俄大學任教長達三十年，退休後又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一輩子都是學院中人。但他的研究並非象牙塔中冷冰冰的歷史，他的著述無一不是克羅齊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中研院方面曾計畫請我為張灝作一本口述史，後來未能實現，甚為遺憾。
接下來幾年，我們目睹了廖融融女士日漸老病，連心愛的小狗都無力照顧，張灝先生只能在家寸步不離。廖融融女士病逝時，我們正在台灣，沒能前去向張灝先生致哀。等我們回到美國才知道，張灝先生在女兒的幫助下，賣掉了維吉尼亞的房子，搬到陽光加州的老人院安度晚年去了。
張灝先生是性情中人，友人告知，余英時先生去世後，張灝先生傷心欲絕，大哭一場。此前，從維吉尼亞到普林斯頓四個多小時的車程，因為年老體衰，兩家人籌劃了幾次相聚都未能實現。
從東岸到西岸，是一段遙遠的路程，我不知何時才能去加州拜訪張灝先生，再次聽他隨心所致地談學問和人生。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日，我突然接到邵東方教授的電話，告知張灝先生在睡夢中安享辭世的消息。張灝先生享年八十五歲，也算是高壽了。他的一生經歷了大時代的動蕩與流離，晚年「孤懸海外」，卻跟余英時先生一樣保持了錚錚鐵骨，對中共之野蠻崛起不假辭色。一九三○年代出生的這一代學術大師逐漸退場，但後來者能否接過他們手上所持的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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