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知識體系所遭受的攻擊，乃至於後續普羅大眾像出疹子一樣呈現的知識貧乏，有時候還滿有「笑果」的，甚而時不時會令人捧腹大笑。深夜脫口秀的主持人已經把這種無知當成笑料的提款機了，他們會發問來凸顯人對於成見的執拗，對於跟風的忠誠，以及對時事的欠缺掌握。比方說有民眾會強調自己絕對不吃麩質在前，又講自己不知道麩質就是吃麵筋在後，不過這種無知算比較無傷大雅就是了。說真的，像深夜秀主持人吉米．基墨（Jimmy Kimmel）那樣在「每日一亂問」（confusing question of the day）的企畫中進行街訪，然後看著路人一臉正經地對「柴契爾夫人缺席加州科切拉音樂節是否有利於北韓終止發射核武的決定？」這種莫名其妙的問題高談闊論，真的是用都用不爛的老哏。
不過如今天遇到生死交關的問題，那我們可能就會笑不出來了。有人耍寶般地舉著反疫苗的大旗，耍出一堆猴戲，比說像金．凱瑞（Jim Carrey）或珍妮．麥卡錫（Jenny McCarthy）這些好萊塢的喜劇演員，他們的所作所為確實會讓電視新聞更有可看性，或者茶餘飯後開推特讀一讀也很有趣。但當他們跟一些不懂裝懂的名人或公眾人物抓著某些迷思或謠傳不放，開始宣傳疫苗之危險性的同時，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是再度陷入麻疹與百日咳等傳染病的魔掌，而這些完全都是可以避免的。
在號稱資訊時代的此時，這類「堅持無知」的蔓延與擴散不能簡單用無可救藥的愚蠢去解釋。很多人在動作頻頻與知識體系勢不兩立的同時，其在自個兒的小天地裡也是凡事得心應手的成功人士。就某個角度而言，這種狀況比純粹的無知更糟糕，因為這得被歸類成沒有根據的、莫須有的傲慢，這是一種一天天更自戀的社會文化在發洩怒火，這是不分青紅皂白、不明就裡地對任何一丁點不平等所展現出的不耐。
我說「專業之死」，意思並不是專業能力的消亡，那些讓有些人是專家，有些人是素人的專業知識依舊健在於各個領域。不論時代如何變遷，社會上永遠會需要有人是外交官與醫師、律師與工程師、乃至於在各個圈子擔任專業人士。人類社會的日常運作，少不了活躍於各個領域裡的他們。要是摔了個骨折或是犯了法被警察抓，我們得召喚醫師或律師的幫忙。要是得飄洋過海，我們絕不會懷疑機師駕馭鐵鳥的能力。要是在異鄉發生危難，我們也會第一個想到母國在當地領事館，我們會相信裡頭都是能做出專業判斷的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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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一類對於專家的依賴，是比較技術層面的。這代表我們把專家當成某種技師，而不代表我們跟個別專家或專家的族群之間能建構起對話。這只代表我們把專家的知識當成架上的工具，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因此面對醫生，有些人的態度是你就幫我在腿上縫幾針，但不要跟我說一堆三餐要怎麼吃才健康的大道理（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過胖）。幫我把稅算清楚，但不要跟我說什麼要立遺囑的事情（近半有孩子的美國人都嫌立遺囑麻煩）。幫我把國家守護好，但不要用國防預算的計算煩我（美國大多數公民都不知道自己國家每年花多少錢養武器跟美軍）。
小至個人的飲食均衡，大到舉國的軍事預算，這種種判斷都需要有公民與專家之間的對話走在前頭。眼下的趨勢是，公民們愈來愈抗拒這樣的對話。對百姓們而言，他們寧可相信自己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資訊來做出各種判斷——我說的是他們有在乎到想要做出決斷的事情，不在乎的事情他們根本理都懶得理。
同一時間的許多專家，尤其是學術界的專家，都已經放棄了讓大眾產生參與感的職責。他們已經撤守到專業術語的防線之後，接受了自己不受重視的結果。他們覺得跟圈內人交流比較輕鬆。至於卡在老百姓跟學術界之間，努力想要允執厥中那群人——也就是我自詡也是其中一員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則落得挫折感與日俱增，甚至有人會隨波逐流，變得跟普羅大眾一樣偏激，一樣憤世嫉俗。
專業之死，不只是對於現存知識體系的排斥。基本上這是一種對於科學與理性思考的排斥，但沒有科學與理性打底，何來現代文明？這是一個徵兆，而一如藝術評論家勞勃．休斯（Robert Hughes）對二十世紀末美國的描述，這個國家已經成為「一個盲從心理治療而對政府政治充滿不信任感的政體」，美國人染上了「質疑權威」的慢性病，成為了「任由迷信宰割」的一群。我們繞了一大圈，又走回了前現代的老路。我們好不容易才從老祖宗的智慧可以填補大小知識缺口的蒙昧年代，踏上了高度仰賴領域分工與專業掛帥的快速發展之路，而如今我們卻又在後工業時代面臨到一個資訊導向的世界，一個所有公民都自認為什麼都懂的世界。
素人覺得自己也是專家，真正的專家跳出來發表意見時反而被轟得滿頭包。有一群美國人會怒氣攻心，氣急敗壞地給專家們安上一堆罪名，專家在這些人口中會是「錯誤連篇」，會是在「訴諸權威」，會代表著令人膽顫心驚的「菁英主義」，更會是明目張膽地想要以漂亮的學經歷來捻熄「正牌」民主社會所不可或缺的對話過程。美國人現今的觀念是政治上票票等值，就代表著任何人關乎任何議題的任何意見也該在價值上無差別。這當然是一種謬論，但確實有不少人對此深信不疑。這是一種空泛蒼白的主張，一種對實質平等的錯誤信仰，這樣的想法顯然欠缺邏輯，動輒令人發噱，時不時還會造成危險。所以說我的這本書，會圍繞著專業二字來談。或者更準確地說，會圍繞著專家與公民在民主社會中的關係來談。我想討論的是專家與公民間的關係何以崩解，而我們每一個人，不論是專家或公民，又應該如何應對來將此危機化解。
大多數人一聽到專業已死的質疑，反射性的回應就是怪罪網路。遇到自以為聰明的「奧客」，專業人士尤其容易點名網路是罪魁禍首。其實這樣的想法並不完全錯誤，這點我們後面會再講到，但這麼想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過度簡化。知識體系成為眾矢之的，早就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而網路只不過是為其所用的最新工具。在沒有網路或網路尚未普及之前，一樣有人濫用電視、廣播、平面媒體與其他各式發明來發動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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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人會問說：既然這是個老問題了，我們現在大驚小怪有何意義？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要這樣大費周章地寫一本書，然後各位又得騰出時間來加以閱讀？我們目睹的究竟是「專業之死」，抑或只是知識分子邊緣人的正常的能量發揮？讀書人不就老愛覺得自己受到冷落，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自封為社會菁英，然後出來給都不聽他們說話的人一點教訓嗎？或許是每一回社會或科技變遷的周期告一段落，專業人士都會把內心的焦慮投射給普羅大眾；又或許這真的就是有些人書讀過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惱羞成怒然後過高的自尊心發作，就像我這個自認是菁英的教授。
確實，專業之死有可能真的代表著社會在進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不再能獨斷獨行地把持知識，生命的奧祕不再隱藏在大理石建成的學術高塔之後，包括那些大多數人不得其門而入，但連有資格進入的少數人也會被震懾住的世界級圖書館。從前因為知識不普及，所以專家跟素人間的摩擦壓力不大，但那只是因為平民在知識的競技場裡面對專家明顯手無寸鐵，所以戰意也提不起來。另外就是在大眾傳播尚未興起的年代，社會上也不太多這樣的公共場域讓有膽識的平民來挑戰專家。
直到二十世紀初，政治、知識與科學事務的參與都是門檻很高、很小眾的事情。當時不論是科學、哲學與公共政策的辯論，都是僅限於一小群男性高知識分子的專利，而且這些人還得具備一定的文筆。那段日子並不值得懷念，也不是距今真的有多麼久的美好時代。那個高中沒唸完非常正常、大學生鳳毛麟角、真正成為「三師」或專業人士的人口更是少之又少的時代，其實還在很多美國人的追憶射程之內。
近半世紀的社會變遷，終究打破了種族、階級、性別的隔閡，這不只發生在一般的美國人之間，特別是在教育程度有落差的公民與具備高等教育在身上的專家之間，亦復如是。愈來愈多人加入議題的辯論，代表著眾人的知識水準可以拉高，但這也代表社會間的摩擦會加劇。義務教育變得普及、女性與少數民族獲得賦權、中產階級的興起，乃至於持續加速的社會流動性，都讓處於少數的專家與位居多數的公民之間在睽違近兩百年井水不犯河水之後，第一次產生了直接的接觸。
只不過接觸的結果，並沒有讓雙方增加對彼此的敬意，反倒是讓美國人更不理性地認為沒有誰比誰更聰明。這種結果可以說是反了教育的宗旨而行，因為教育的目的，應該是要人謙虛，讓人知道自己不論得到了什麼樣的成就與高度，都永遠會有不懂的事情，正所謂「活到老，學到老」，學無止境，學海無涯是也，而我們如今身處的社會卻完全不是這回事。現代人學習可以說是淺嚐即止，而且不要說半瓶水，搞不好才一滴水就覺得自己滿到杯緣。這世界上有一種危險，就叫作「一知半解」。
專業之死：為何反知識會成為社會主流，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由此而生的危機？書封（圖片來源：臉譜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