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時代，一個國家社會與外部有敵對緊張關係時，那些主張溫和路線的「和平派」、和平主義者，都可能背負辱罵、質疑、痛恨，也常會被指控為「不愛國」、「叛國」，或承擔法律追責，甚至被投進監牢。
同時代，那些積極的「主戰派」，佔據了愛國的道德高點；批評和追打和平主義者的人，則被視為愛國的英雄。
最近，對20世紀世界知名哲學家——英國學者和社會運動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研究他的哲學思想時，意外發現，羅素不僅是分析哲學的奠基者之一，更是一位堅定的和平主義者。
羅素在上世紀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公開反對英國參戰，反對徵兵制。還寫信給當時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呼籲美國不要參戰，並努力促成和平解決方案。因此被英國媒體和社會視為「叛國者」和「賣國者」，最終失去教職，甚至入獄。
這一發現令人感歎，因為整整一百年後的今天，在台灣「主張和平的人」，像是一位知名「作家」和某位高流量「媒體人」，同樣也因反對戰爭或主張「避戰謀和」，提倡兩岸交流對話實現和平，而被貼上「賣台」標籤，遭受抹紅與激烈批判。
為什麼無論是羅素在上世紀初的一戰時期，還是台灣當下的「和平主義者」，他們都因反戰或主張避戰，而被指控為「不愛國」甚至「背叛者」呢？
一、「作家」與「媒體人」的和平主張與挑戰
台灣的這位「作家」─龍應台，長期以來主張以和平對話取代兩岸對抗，並在多個場合強調「無論如何，不要戰爭」。
「作家」認為，戰爭的代價永遠是無辜生命的犧牲，兩岸應該以文明對話化解分歧，而不是以軍事對抗來處理問題。她曾在文章中寫道：「戰爭不是綜藝節目，不是可以輕鬆談笑的話題。」她提到歷史上的戰爭如何摧毀文明，呼籲台灣人民更加理性看待兩岸衝突。
而那位「媒體人」─郭正亮則一向主張，軍事競賽對台灣來說並不可取。他認為，台灣與中國大陸應該進行務實的對話，降低衝突風險。他多次警告，若兩岸發生戰爭，即便台灣擁有更強大的武裝力量，也無法抵抗中國的軍事攻勢。他強調，對話與政治談判才是解決兩岸分歧的唯一途徑。
儘管這兩位「和平主義者」的言論，出發點是基於對生命與和平的尊重，但卻在台灣引發激烈批評。他們以對話交流、政治談判換取和平的立場，飽受各種批評，像是：
1. 忽視威脅的指控：批評者認為他們對中國的軍事壓力缺乏清醒認識，過於理想化。
2. 缺乏具體策略：他們的對話主張被批評為模糊而空洞，無法應對中國的現實威脅。
3. 分化社會的風險：部分批評者認為，他們的言論可能削弱台灣內部團結，影響對外抗爭的決心。
而「媒體人」長期強調，兩岸實力懸殊、國際現實殘酷，「台獨」絕無可能且風險代價高昂，則被抹紅為「中共同路人」，「搞認知作戰」。而這位「媒體人」節目中的消息及資訊來源，大多源自國際媒體和西方權威智庫報導和研究報告。
不過，從歷史眼光來看，他們當下的「和平主張」或許代表了一種理性的選擇。正如羅素在一戰期間的反戰立場，最終被歷史證明是一種智慧的先見。「作家」、「媒體人」的立場和言論，也將在未來被重新評價。
二、羅素的反戰行動與預言
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公開反對英國參戰而飽受爭議，甚至失去教職並被判入獄。然而，他的反戰立場和對戰爭後果的預測，後來被證明具有深刻的先見之明。
羅素認為，一戰是一場由帝國主義和資本家主導的非正義戰爭。他批評戰爭的本質是非理性的，並指責英國政府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為名，實際上是為了追逐權力與利益。他在著作《為和平的原則》（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中，提倡以理性與人道解決國際衝突，而非依賴武力。
羅素在一戰期間曾預言，戰爭不會真正解決國際矛盾，而是為未來更大的衝突埋下種子。他警告，一戰結束後，歐洲將陷入長期的動盪，並最終導致另一場毀滅性的戰爭，後來發生的「二戰」果然證實了他的預言。此外，羅素對戰爭對民主和自由的侵蝕、對經濟的破壞，也有精準的洞察。
羅素的反戰立場使他被英國社會視為「叛國者」和「德國的同情者」。他失去了劍橋大學的教職，並因散發反戰傳單而被判刑入獄6個月。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認為反對戰爭是捍衛人類尊嚴和自由的必然選擇。
三、「和平派」總是被「主戰派」打敗——雅典的毀滅
從古老的人類歷史開始，已多次證明，在充滿對抗與敵意的時代中，「和平派」往往無法抵抗「主戰派」的壓迫，最終導致悲劇性的結局。早在兩千四百多年前的波羅賓尼薩戰爭（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Peloponnesian War）中，雅典的「和平派」領袖尼吉亞斯（Nicias）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他試圖以和平協議結束雅典與斯巴達的長期對抗，並通過捐建神廟、修築浮橋，鼓勵民眾追求莊嚴肅穆的信仰，希望讓雅典遠離戰爭。然而，這些努力卻成為「主戰派」攻擊的理由，認為這是削弱國家力量、助長敵人的行為。
「主戰派」領袖亞希比德（Alcibiades）利用民眾對斯巴達的痛恨和對勝利的渴望，成功煽動情緒，指控「和平派」的妥協為軟弱和背叛。和平的呼聲在敵對情緒高漲的氛圍下被壓制，尼吉亞斯最終不得不妥協，接受了「主戰派」的提議，執行攻打西西里的計劃。
「和平派」的努力被壓制，理性的聲音被戰爭的喧囂掩蓋。尼吉亞斯和「和平派」的失敗顯示出，在對抗情緒壓倒理性、集體選擇走向激化的時代，和平的倡議者往往無法改變悲劇的走向，甚至成為毀滅的犧牲品。雅典的衰亡也提醒人們，「主戰派」的勝利常常伴隨著不可挽回的後果，而「和平派」的失敗並非因為他們的理念錯誤，而是因為人性中的激情、恐懼與仇恨往往戰勝了理性與智慧。
四、和平主義者的共同信念——以對話化解對立
和平主義者的核心理念是相信通過對話可以化解對立，避免毀滅性的衝突。羅素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寫信給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呼籲美蘇兩國通過談判化解危機。羅素的信雖未直接改變政策，但肯尼迪最終與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透過談判達成協議，避免了核戰爭的爆發。
與此類似，台灣「作家」和「媒體人」也提倡以對話解決兩岸問題。他們都認為，軍事對抗只會帶來毀滅，對話和解以期和平才是長久之計。這位「作家」強調：「兩岸之間的對話，不僅是化解衝突的手段，更是維繫兩岸人民情感的橋樑。」她多次呼籲台灣應以「文明的方式」來面對分歧，而不是將戰爭視為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
「媒體人」則進一步指出，軍事競賽對台灣來說並不可取。他認為：「即使台灣全力武裝，也無法真正改變兩岸之間的軍事實力對比。」因此，與其將資源浪費在對抗上，不如專注於建立互信，推動經濟合作，實現雙贏。這種務實溫和的主張，雖然有助於降低衝突風險，但在台灣高漲的反中情緒中，則常被認為是「舔共」、軟弱和投降主義。
五、為何和平主義者總被標籤為「不愛國」？
和平主義者無論是羅素，台灣呼籲避戰謀和的「作家」和「媒體人」，共同命運在於，他們的和平主張，往往與當下的主流意識形態發生衝突，因而遭受批判和攻擊。
戰爭或危機時期，民族主義、集體主義情緒通常高漲。在這樣的氛圍下，任何提倡對話、反對對抗的聲音，容易被解讀為「削弱國家力量」。羅素在一戰時期的反戰言論，被視為是對英國國家利益的背叛；「作家」在提倡兩岸和平時，則被解讀為「偏向中國」。這種「敵我分明」的邏輯，使和平主義者的聲音，往往被貼上「不愛國」的標籤。
和平主義者通常提倡理性與人道，而非盲從於集體的對抗意識。這種挑戰集體意志的行為，容易被主流輿論解讀為「軟弱」、「投降」或「逃避」。「媒體人」提倡兩岸和平共處，呼籲政治談判，挑戰了當前台灣主流的「抗中保台」路線，因而被視為「政治異端」。
媒體的推波助瀾，進一步將和平主義者的言論放大為與「愛國」對立的符號。羅素被英國媒體稱為「叛國者」，「媒體人」被台灣媒體抹紅為「舔中派」，而「作家」的和平言論也被曲解為「助敵」。這樣的輿論氛圍，助長了對和平主義者的質疑和攻擊。
然而，歷史往往以更長遠的視角重新審視和平主義者的立場。羅素的反戰言論，最終被視為對人類良知的堅守；而台灣「作家」和「媒體人」當下的和平主張，或許在未來也會被理解為對戰爭本質的深刻反思，成為人道精神及有和平智慧的象徵。
和平主義者的道德勇氣
他們的言論或許不被當下所理解，但正如羅素在一戰時期的預言最終被證明具有前瞻性一樣，歷史將會以更公正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些和平主義者的價值。
「主張和平」不是懦弱，而是智慧的選擇；反戰不是對國家的背叛，而是對生命的尊重。無論是在100年前的歐洲，還是在當下的台灣，和平主義者的聲音，或許正是提醒人們：只有通過對話，才能讓衝突得以化解，讓百姓得以避免戰爭的風險，遠離災難和悲劇。
在研究羅素，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大師的思想精髓，和其一生和平主義理念和行為，發現了一個非常深奧的哲學性研究課題：「為什麼任何時代主張和平的人，都會被他們那個時代的人認為是『不愛國』？甚至是賣國和叛國者？」而最終，也找到以下的「答案」：
任何時代，主張和平者都要背負辱罵、質疑、痛恨，常會被指控為「不愛國」、「叛國」，承擔法律責任，甚至被投進監牢。
同時代，那些積極的主戰派，佔據了愛國的道德高點；那些批評和追打和平主義者的人，則被視為英雄。
然而，直到多年之後，和平主義者才被後世發現，他們原來是「真正勇敢的，具有道德勇氣的愛國（或愛台）者」。
而你看到的這篇研究評論——「和平主義者的『叛國』原罪及其道德勇氣」，以哲學辯證和道德倫理衡量（人道和無私精神），得出的「結論和答案」，也在當下，未必會被多少人認同，並可能受到批評和質疑。
然而，希望能從「研究問題根本」的哲學思維和方法論，找到當下難題的「答案」。而研究探討出來的這個「答案」，可能需要許多年之後，才會被驗證：
「那傢伙很久之前，寫的『奇談怪論』，原來沒錯」！「還真有點先見之明」！
真正的和平主義是在盡一切努力避免戰爭的同時，堅守自衛權，維護自由與尊嚴的底線。反對戰爭的立場常被誤解為妥協或軟弱，但真正的反戰並非毫無底線地放棄自衛，而是在面對威脅時，尋求兼顧智慧與道德責任的平衡，為人類追求持久的和平與尊嚴。 和平主義反對侵略性戰爭與濫殺無辜，但並不排斥必要的自衛行為。
當威脅嚴重危及生存時，最低限度的防衛行動是合理且必要的，目的是防止更大的災難與壓迫。戰爭帶來的傷害巨大，應作為最後手段，只有在無法避免的情況下，才需要選擇以戰止戰來保護自由與生命。 和平主義者也明白，捍衛一個社會的文化與價值至關重要。若對侵略置之不理，可能導致自身價值觀的崩解與消亡。真正的和平目標不僅是拒絕暴力，更是為未來構建更高的倫理標準，確保人類的尊嚴與自由得到維護。
歷史與哲學告訴我們，和平主義者雖常被誤解為天真或不愛國，但他們的堅持往往揭示了深層的價值。羅素提倡以理性與對話取代暴力，康德（Immanuel Kant）則在《永久和平論》（Perpetual Peace）中指出，唯有基於正義與法治的國際合作，才能實現持久的和平。反戰不是懦弱，而是一種智慧的選擇，為的是捍衛生命的尊嚴，避免戰爭帶來的毀滅與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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