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權交易被譽為氣候治理的金融引擎，承諾將減排轉化為利潤。然而，這門生意真如表面般誘人？漂綠的爭議與碳洩漏的漏洞，讓碳權的賺錢夢蒙上一層陰影。2025年，《巴黎協定》第六條的實施為全球碳市場注入動能，但品質疑慮與地緣限制讓回報充滿不確定性。本文以「碳權是否能賺錢」為核心，剖析其經濟潛力與風險，輔以成功與失敗案例，並聚焦台灣——因主權爭議與資源侷限被邊緣化的島嶼，如何在這場高風險遊戲中尋求一席之地。
簡單拉說，碳市場分為強制性市場（排放交易系統，ETS）與自願性市場（VCM）。強制性市場以法規驅動，企業需購買配額或信用額以符合排放上限，例如歐盟的EU ETS是典範，2024年碳價約70－80歐元／噸，覆蓋40％排放；中國的ETS規模最大，涵蓋40億噸CO₂e，價格卻僅9.73美元／噸，反映市場不成熟。而自願性市場依賴企業的淨零目標或品牌需求，2023年因漂綠醜聞縮水至7.23億美元，但彭博新能源財經預測其2030年可達500億美元的全球價值。
對於作為基礎的規範，《巴黎協定》第六條提供了國際交易框架，2024年巴庫COP29會議敲定細則，第六條第2款（Article 6.2）允許國家間交易國際轉讓減量成果（ITMOs），透過「對應調整」防雙重計量; 第六條第4款（Article 6.4）推出聯合國的巴黎協定信貸機制（PACM），2025年中啟動，發行A6.4ERs信用額。這些交易仰賴監測、報告與驗證（MRV）系統，確保減排數據可信。
誠然，若想透過碳權項目來賺取收益，方法學是重中之重。長期投入在自願市場的Verra與Gold Standard可為這方面的重要平臺，Verra的Verified Carbon Standard（VCS）與Gold Standard要求項目滿足外加性（減排因項目而生）、永久性（碳儲存長期穩定）、無洩漏（不引發其他地區排放）及共同效益（如社區或生態保護）。雖說自願碳市場完整性委員會（ICVCM）2024出版的《核心碳原則》規範高品質信用額，但強制市場對VCM信用額的嚴格審查，凸顯兩大市場要銜接彼此的巨大挑戰，亦即，自願性市場產生的碳權／碳信用／碳額度，目前很難在強制市場中進行交易，就算現有的幾個試點案例，仍都尚在很初步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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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權能賺錢嗎？潛力與陷阱
碳權交易的經濟吸引力在於其將環境效益轉化為現金流。強制市場的價格穩定（EU ETS的70－80歐元／噸）「或許」可為企業與投資者提供合理的回報。例如，歐洲鋼鐵公司通過參與EU ETS，購買配額並投資低碳技術，2024年節省了約15％的合規成本，而投入開發碳權項目的廠商，亦能從中「回收」資金，轉而投入其他的碳權開發。另一方面，自願市場的價格波動較大（1－30美元／噸），某些高品質項目，如自然為本的藍碳或造林，便有機會可賣到25－30美元／噸，吸引科技與航空業的淨零買家，只不過這部分的碳權，多半會被用於企業自主的碳中和宣告（宣傳作用更大），並不一定能滿足國家對於強製性減碳的規範，抑或是去折抵諸如歐盟的碳關稅（又稱邊境調整機制，CBAM）等。
然而，要在碳權上「發財」恐怕也想太多…至少就現階段而言，這並不是一條賺快錢的道路，沿路上造假，誤用，漂綠…等行為也屢見不鮮。再說，碳權項目的前期成本高昂，一個中小型的東南亞項目，就需涵蓋可行性研究（2－5萬美元）、項目設計文件（PDD，4－10萬美元）、第三方驗證（2－3萬美元）與持續監測（每年1－5萬美元）。以一個年減排5萬噸CO₂e的造林項目為例，初期投入約15－25萬美元，加上後期的維運與定期監測，固定的第三方查核與報告成本等等，若以每噸10美元出售，年收入50萬美元，約可在1－2年實現獲益。但這是順利開發出來的情況下，很多項目多半卡在方法學過不了關，前期的投入自然都打水漂。再者，（自願）市場價格波動與碳權品質風險，也常讓許多開發商可能連成本都無法回收。2023年VCM因漂綠爭議萎縮，許多低品質信用額（缺乏外加性或永久性）被買家棄用，導致項目開發商血本無歸。
漂綠與碳洩漏是最大的絆腳石。漂綠指企業誇大減排效益，如過高估計基線排放，製造虛假信用額。碳洩漏則發生在減排項目將排放轉移至監管寬鬆地區，例如保護一片森林卻導致鄰近林地被砍伐。國際排放交易協會（IETA）估計，全球碳市場中約20％的信用額因品質問題被質疑，削弱投資信心。此外，政策不穩定性加劇風險：韓國ETS的碳價2024年僅5.38美元/噸，遠低於歐盟，顯示區域市場的差異性。
案例透視：賺錢的輝煌與虧損的教訓
成功案例：泰國藍碳的盈利範例
泰國普吉島的「安達曼藍碳項目」是自願碳市場中，以自然為本（Natural-based）的成功故事。該項目修復600公頃紅樹林，年固碳4萬噸CO₂e，採用Verra VCS標準。信用額通過新加坡Climate Impact X平台賣給微軟與漢莎航空，價格約28美元／噸，2024年創造112萬美元收入。項目成本約18萬美元（含PDD與驗證），回收期僅1.5年。嚴格的MRV（衛星監測加DNV審計）確保品質，漁民透過生態旅遊增收，海洋生物多樣性也獲益。這筆交易證明高品質藍碳能在自願市場盈利，關鍵在於跨境平台與共同效益。
失敗案例：秘魯雨林的財務災難
假設情境：某國沼氣的投資陷阱
假設某國希望以養殖業的沼氣作為碳權開發項目，計劃透過科學方法年減排2萬噸CO₂e，用以申請Gold Standard認證，瞄準亞洲金融企業，預估碳價15美元／噸。項目花費2萬美元研究、4萬美元PDD、2萬美元驗證，卻可能因多重失誤崩盤，例如：沼氣技術已是當地常規，無外加性；附近養殖場未受管控，甲烷洩漏抵消減排；MRV數據不全，審計失敗。8萬美元投資無回報，凸顯方法學的嚴苛與市場信任的脆弱。
台灣的邊緣化困境
台灣因主權爭議被排除在《巴黎協定》框架外，無法參與第六條的強制市場機制。2024年COP29的進展強化了全球碳交易：ITMOs交易採用統一會計規則，確保減排真實性；PACM將於2025年發行A6.4ERs；2026年的互通指引將促進強制與自願市場融合。然而，台灣作為非UNFCCC成員，無法參與ITMO交易或PACM信用額發行，錯失強制市場的盈利潛力。
台灣政府試圖應對這一困境，環境部氣候變遷署（2024）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訂案，建立國內碳交易試點，涵蓋電力、石化等高排放行業，模擬強制市場的配額交易。然而，試點缺乏國際認可，難以吸引跨國買家，且企業參與度低，2024年僅10％高排放企業註冊交易。外交部透過「氣候外交2.0計畫」（2023）尋求與日本、歐盟的技術合作，間接參與氣候談判，但主權障礙限制了進展。經濟部國際貿易署（2024）也與新加坡洽談碳市場合作，試圖借道區域平台，但成效尚待觀察。
至於在自願市場方面，台灣的碳權盈利之路仍顯崎嶇。首先，VCM碳價波動（1－30美元／噸）與品質疑慮削弱吸引力。2023年漂綠風波讓市場縮水，台灣的小型綠能項目難達ICVCM標準，難以賣出高價。其次，自然為本項目受土地限制。台灣面積73000平方公里，60％為受保護森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4）估計新造林空間僅5％，年固碳5萬噸CO₂e。藍碳受限於1600公里海岸線，多為城市或經濟用地，不見得有大規模開發藍碳的適合場域。
台灣在境外碳權開發的道路上，也不見得比較順利，原因在於面臨地緣政治的封鎖、市場准入的壁壘與產業結構的內在局限，難以將碳權轉化為穩定的財源。《巴黎協定》第六條的國際轉讓減量成果（ITMOs）交易，為強制性市場開闢了高價值盈利路徑，但台灣作為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成員，無法參與這一框架下的政府間協議。東南亞國家，如印尼與越南，優先與UNFCCC成員國（如日本或新加坡）合作，借助第六條的雙邊機制開發減排項目，台灣因缺乏對等外交管道，幾乎無緣這類高回報的交易。這種地緣政治孤立，使台灣難以進入強制性市場的信用額交易，錯失類似歐盟ETS（2024年碳價70－80歐元／噸）的盈利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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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碳市場的治理結構進一步加劇挑戰。全球碳交易日益強調標準化與透明度，例如自願碳市場完整性委員會（ICVCM）要求信用額具備外加性、永久性與無洩漏特性。台灣企業若欲在境外開發項目，需符合這些嚴苛標準，並與國際認證機構對接。然而，台灣的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占全國企業數的97.6％，多數缺乏資金與專業知識，無法承擔境外項目的複雜認證流程與高昂運營成本。相較之下，國際大型開發商（如南極公司或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憑藉規模經濟與全球網絡，輕鬆主導高品質信用額市場，台灣企業在這場競爭中顯得力不從心。
區域合作的現實障礙同樣不容忽視。東盟國家正積極推進區域碳市場，試圖整合強制性與自願性市場，例如印尼的碳交易所（2023年啟動）與泰國的森林碳項目。然而，這些平台多以UNFCCC框架為基礎，對非成員國的參與設下隱形門檻。環境部氣候變遷署曾計畫透過與新加坡Climate Impact X平台的合作，推廣台灣企業的境外信用額，但新加坡優先服務第六條框架下的交易，台灣的非國家身份使其參與多受限制。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的報告顯示，台灣企業在東南亞碳市場的信用額交易占比低於1％，反映出市場准入的嚴重瓶頸。
結語
碳權能否賺到錢，許考量的是諸多障礙與法規的限制，並非如市面上許多「自詡專家」所稱，碳權有利可圖。對台灣而言，突圍之道在於精準策略，政府應制定符合ICVCM標準的VCM框架，聚焦小型濕地或藍碳項目，並資助MRV技術升級，以提升信用額價值。深化與自願交易市場交易所的合作，推廣信用額至亞洲市場，或以非國家身份參與區域型的碳交易市場，繞過UNFCCC限制。另外，投資工業碳捕集與藍碳方法學也是一個方式，可以結合台灣製造與科研優勢，開闢叫高門檻的利基市場，在透過國際NGO或與歐美企業的境外合作，間接融入全球碳治理。
＊作者曾任職於聯合國科技部門，派駐過歐亞非不同城市。長期關注氣候變遷、再生能源、永續發展以及社會創新等議題。喜歡旅行、觀察和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