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專文:音樂是儲存私人苦樂的最佳錄音機

2007年7月8日,台灣貢寮海洋音樂祭,大陸「西北風」代表號之一的崔健壓軸演出。(楊公 - Cui Jian@2007 Hohaiyan∕維基百科)

按:延安對現代中國的意義,在政治層面極強烈,其中包括共產黨躲在那裡「等待摘桃」、「延安整風」締造了毛神話和毛文化、中共俘虜西方也始之於這個山溝溝等等「史前神話」;但是延安的文化意義更大,遠未詮釋清楚,絕非「南泥灣」、「延河水」那點所謂「共產黨聖潔」,它還在八十年代掀起過一股「西北風」,從美術、音樂到電影,其中也有所謂「大師級人物」,從崔建到張藝謀,劇烈影響世俗社會,卻很微妙的一直被極酷烈的中共意識形態所容忍,一個很有趣的迷,謎底就在延安。我去過一趟延安,寫了一點感覺,對這個「西北」現象的疑惑,卻淺嘗輒止,然而今天坐在中南海頭把交椅上的是一個陝北娃子,不是一個偶然。

提到「西北風」,我問網友阿鏜,他是音樂人,怎麼看大陸的「西北風」味道?

阿鏜的答覆非常專業:「傾向於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雖然二者有時混在一起。」

「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

隨即他又跟了一句:「忽然想到,與音樂風格最相近的東西,也許是菜的『口味』。川菜辣,粵菜淡,不好論高低,只能論特色。西北風格的音樂,肯定有其特色。至於特色是那些,那是另一個話題。」

他的這個比喻,非常傳神,一時間勾出我的許多音樂記憶,都是有地域性的。我生在杭州,童年滿耳朵灌的,都是越劇調兒的音樂歌曲,聽過的「西北風」,大概只有一曲《東方紅》,有人說它是從一首陝北信天遊借過來的。

不過我記憶中那時候聽得最多的,反而是所謂的「輕音樂」,如「步步高」、「平湖秋月」等,其實都是廣東音樂。後來還有電影《五朵金花》,雷振邦從白族民歌改編過來,而《劉三姐》又是根據壯族山歌而來,令我們都覺得漢族相形見絀,沒什麼好歌兒。文革前這段歷史,反右大饑荒已令政治上血淋淋,卻歌聲悠揚,有人說是故意營造的歡樂氣氛,有利於統治者,此處不作論定,然而「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可能嗎?

五零後這一代,還有一種音樂經歷,跟蘇俄有關,我曾寫過一段文字:

『《列寧在一九一八》是我們的黑白電影。我們一輩子只愛聽那個「外國民歌二百首」,大部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尤其蘇聯的最多。從那斯拉夫旋律中,可以追尋捕捉我輩難以言說的私人心境,更是屍陳國家話語的一座馬王堆。

那時既無電視MTV也無CD隨身聽更無iPod,但這一代人的音樂記性好得驚人,個個皆靠模仿,把歌詞和歌手的唱腔學得逼真。說這是「吃狼奶」,大概過於簡單化,但是標榜為「俄羅斯傳統」,則是一種矯情。我們沒有能力從這種「傳統」中剔除民粹主義、領袖意識、政黨邏輯、暴民傾向、平均觀念等等,以及思想方法上的決定論、兩極化,才是要害。』

超越物理時間的「私人心境」

是不是太「政治化」?顧不上了,裡頭有一個詞「私人心境」,大概不會錯。不知道從哪裡抄來一段關於音樂的理論: (相關報導: 加控「協助罪犯潛逃台灣」、「勾結外國勢力」 申請保釋前夕,黎智英另涉他罪再遭拘捕 更多文章

『長期以來,談論音樂的哲學問題,或多或少都會關聯到一個非實在性的事物—時間因數上。因此,在時間範疇的音樂問題上,產生了許多對應於心理學的、數學上的論理研究,而其中最顯特出的,就是從波蘭哲學家茵加爾頓(Roman Ingarden,1893~1970)自柏格森哲學的時間觀與胡塞爾現象學中所得出來的論點,就是在音樂作品中存在著一種與我們日常生活的物理時間(客觀時間)不同的所謂「內在時間『(主觀時間)。內在時間只能通過人的直接體驗來感知,音樂作品自身的獨特結構,使欣賞者在感受它的時間觀念上,充滿了體驗主觀、內在的色彩,欣賞者在欣賞時,會感應在其時間表現上的長短不同,一種複雜的時間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