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妳今天發現自己意外懷孕了，妳的身邊有可以和妳一起討論的人嗎？如果有，恭喜妳，妳不是一個人。如果一時想不到可以找誰幫忙，妳又剛好在日本，可以撥打 0120-783-449 這支電話，話筒另一端的人一定會盡可能提供妳所有協助。
這支電話號碼是日本熊本市慈惠病院的熱線電話，醫院裡的護理師、助產士、社工等專業人員 24 小時輪班待命，任何和懷孕、生產有關的問題都可以詢問他們，堪稱是日本全國唯一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孕婦熱線電話。
其實，慈惠病院只是一間民營的婦產科醫院，但卻提供了 24 小時隨時 on-call 的熱線電話，他們還有日本全國唯一（註1）的棄嬰保溫箱及「匿名生產／秘密生產」制度——孕婦可以在匿名的狀況下，在慈惠病院生下寶寶。
一間民營醫院承接了照顧來自日本各地弱勢婦女的工作，他們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慈惠病院的前身是法國傳教士柯爾（Jean Marie Corre）在 1898 年成立的慈善診療所。當時除了慈善診療所外，在同一個腹地內還有柯爾創辦的漢生病療養院，所以慈惠病院在戰後修法改制時，最早是被歸類成以社會福利事業為目的的社會福祉法人。要一直等到 1978 年，慈惠病院才獨立出來，成為現今的醫療法人聖粒會慈惠病院。不過這並沒有改變慈惠病院的宗教性格，慈惠病院至今依舊遵從天主教教義，不會協助孕婦墮胎。
社會新聞催生棄嬰保溫箱
2005 年，熊本縣一名專門學校的學生在自家廁所產子，新生兒出生後沒多久就斷氣，登上新聞版面。當時慈惠病院便思考著，醫院所在的熊本縣發生這樣的事情，從醫院的角度可以為社會做些什麼？
此時他們想到的答案是，設置一個在以基督宗教為主的歐美國家中很常見的棄嬰保溫箱。現在在德國、義大利、瑞士、捷克等歐洲國家，還有俄羅斯、美國，很多國家都有棄嬰保溫箱。
慈惠病院在隔年（2006）宣布要推出在日本俗稱「寶寶郵筒」（赤ちゃんポスト）的棄嬰保溫箱「送子鳥的搖籃」（こうのとりのゆりかご）（註2），希望能藉此拯救更多小生命。
道德爭議陷難題
棄嬰保溫箱的歷史悠久，最早可以回溯到中世紀的棄嬰輪盤（foundling wheels）。雖然棄嬰保溫箱在這段期間一度消聲匿跡，但在二戰後又再度出現在世人面前，理由不外乎是禁止墮胎或限縮墮胎規定：不能墮胎、又養不起孩子，就只能祈禱孩子能被善心人士收養。對於養不起孩子的爸媽來說，把孩子送進棄嬰保溫箱，也許是他們當下唯一能替這個孩子做的最後一件事情，至少可以確保把孩子送到這裡，一定有人能代替他們好好照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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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嬰保溫箱並不是一個新的構想，但長久以來一直面臨倫理道德上的爭議。這類型的批評不外乎是質疑，設立棄嬰保溫箱會助長拋棄子女的歪風，好像在告訴大眾「把孩子丟掉是可以被允許的」。類似的言論也出現在日本社會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他認為棄嬰保溫箱可以讓新手媽媽以匿名的方式，將小孩棄之不顧，「成何體統」。
執行上須行政單位協助
不過，就算安倍晉三在當時是日本首相，他並不能插手禁止慈惠病院設置棄嬰保溫箱。
慈惠病院能不能設置棄嬰保溫箱的決定權，掌握在熊本市府手上。當時安倍晉三這番發言，就是為了要影響熊本市府的判斷，希望熊本市府不要答應慈惠病院設置棄嬰保溫箱。
事實上，即使慈惠病院設置了棄嬰保溫箱，慈惠病院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一個窗口。慈惠病院的棄嬰保溫箱收到寶寶後，第一步還是要先交給行政單位尋找寶寶的真實身份，如果可以找出寶寶的親人，就要將寶寶移交到親人所屬的戶政單位負責後續處理。如果無法找出寶寶的真實身份，就要比照棄嬰辦理，由市區町村的地方首長為寶寶命名、戶政機關替寶寶辦完戶口後，再轉交到兒童機構照顧寶寶，協助尋找有緣人收養。
熊本市府拍板定案
起初，熊本市府面對設置棄嬰保溫箱的態度是質疑的，但熊本市府在意的並不是棄嬰保溫箱的道德問題，而是擔心日本現行法律沒有配套措施。再加上棄嬰保溫箱的匿名性質，如果大人將孩子送進棄嬰保溫箱時，沒有留下任何線索，孩子長大後無從得知自己的生父母是誰，有可能會觸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7條。
不過時任熊本市長的幸山政史認為，有鑒於日本每年約有 50 多名孩童受虐致死，絕大多數的死亡案例都是新生兒，棄嬰保溫箱確實可以拯救這些非預期懷孕的新生兒。
在思考半年後，熊本市府同意讓慈惠病院設置棄嬰保溫箱「送子鳥的搖籃」，這也是日本至今全國唯一的棄嬰保溫箱。5月10號，正好是慈惠病院「送子鳥的搖籃」正式上路的 15 週年紀念日。
推動「內密出產／秘密生產」的日本慈惠病院一景（截自慈惠病院官網）
「送子鳥的搖籃」面臨轉型
這也是慈惠病院走到今天，必須要發展出的一套新的制度，來解決棄嬰保溫箱問題的主要原因。「送子鳥的搖籃」沒有辦法保障到孩子長大後知道自己生父母是誰的「知的權利」，且日本全國只有慈惠醫院這一個棄嬰保溫箱，導致「送子鳥的搖籃」接收了很多來自外縣市的寶寶。剛生完孩子的新手媽媽，非常需要休息，但實際上有一群剛生完小孩的新手媽媽，才剛生完孩子沒多久，想方設法地前往熊本縣，只為了把孩子放進「送子鳥的搖籃」裡。這對於孕婦和寶寶來說，都非常危險。
求助無門深陷孤立困境
像這樣孕婦在生產時身邊沒有醫療人員協助、一個人默默生下孩子，在日文裡稱作「孤立生產」。「孤立生產」最容易發生在懷孕以前就已經處在相對孤立、社會支持不足的婦女身上。這些婦女原本就處於相對弱勢的狀態，她懷孕的事件非常容易改變、甚至是直接瓦解掉當事人僅存的社會支持系統。當事人可能因為各種原因，沒有辦法、或不敢和其他人坦承懷孕事實，甚至沒有去產檢，才會導致她在生產當下，身邊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忙她。
從慈惠病院的角度來看，如果要防範「孤立生產」，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讓孕婦在臨盆前，就先到慈惠病院安胎。慈惠病院可以幫忙做產檢，了解孕婦和胎兒的狀況，一出現產兆，就可以將孕婦推進產房。但換個角度來看，今天這群婦女之所以面臨「孤立生產」，很大一個關鍵就是她們需要在社會關係網保持匿名。
如果今天慈惠病院推出了匿名生產的服務，向這些孕婦保證，她們能在匿名的狀況下生下孩子，孩子生下來之後，就能走棄嬰保溫箱的模式，由慈惠病院協助媒合收養家庭，讓寶寶有個家，如此一來是不是就能解決上述問題？
這個方法不只保障孕婦和胎兒在生產時的安全，慈惠病院替孕婦保密的同時，交換條件是拜託孕婦在時光膠囊裡留下個人身分證件，未來孩子長大了，想要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誰，就能打開時光膠囊找到答案。一口氣解決外界對於「送子鳥的搖籃」的所有批評。
效法德國擬推匿名生產 但面臨法律難題
正如同「送子鳥的搖籃」的概念是源於基督教社會行之有年的棄嬰保溫箱，這個「匿名生產／秘密生產」也不是新的構想，而是源自德國。
德國在 2014 年推出《秘密生產法》（Gesetz zum Ausbau der Hilfen für Schwangere und zur Regelung der vertraulichen Geburt），孕婦透過匿名生產的方式生下孩子之後，一旦孩子年滿 16 歲，就可以到公部門申請調閱生母資料。如果生母不願公開自己的真實身份，也可以拒絕孩子的申請。
起初慈惠病院也想要效法德國，讓不願公開真實身份的孕婦願意到慈惠病院生孩子，降低生產風險。但是德國這套「匿名生產／秘密生產」有完整的法律制度與行政機構的支撐，生母的個人資料都是存放在公部門裡，法律也保障寶寶出生後一定能取得德國國籍，寶寶戶籍、媒合收養家庭等工作，都需要行政機關來做。日本並沒有這樣一套法律，日本中央到目前也沒有打算為此修法。
「送子鳥的搖籃」上路這麼多年，日本中央的態度一直都是被動的，當初能推行「送子鳥的搖籃」也是靠著熊本市府的幫忙。不過這次當慈惠病院提出日本版「匿名生產／秘密生產」的構想時，熊本市府遲疑了。熊本市府認為，「匿名生產／秘密生產」在法律上的問題比棄嬰保溫箱來得多，所以在中央政府修法之前，熊本市府不敢有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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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生產在日本會遇到的法律問題出在寶寶的戶口。過去，「送子鳥的搖籃」若找不到寶寶的父母是誰，可以用「棄嬰」的方式幫寶寶辦戶口。但如果是「匿名生產／秘密生產」，寶寶的生母人已經在醫院了，就不是棄嬰，而理論上如果醫院在寶寶的出生證明上拒填生母姓名，或是寫上生母的化名，就會有偽造文書、登記不實、造假的嫌疑。所以這一定需要公部門的幫忙。
再來，日本在沒有法源依據的情況下，該由誰來存放「匿名生產／秘密生產」下孩子的生母個資？
2019年底獨自推出匿名生產制度
眼見這次中央和熊本市府遲遲沒有動作，慈惠病院在 2019 年底宣布，他們要在沒有法律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獨自推出「匿名生產／秘密生產」，所有費用都由慈惠病院負擔。
前面提到的兩個問題，第二點相對容易解決：公部門不幫忙存放生母個資，那生母個資留在慈惠病院內就好，就像時光膠囊一樣，孩子長大了再回到醫院，依舊可以找到生母的資料。
孕婦在慈惠病院期間，都可以使用化名，整間醫院只會有一個人知道當事人的真實姓名，目的只是要核對當事人留在醫院內部的證件影本內容。
解決了生母個資的問題，寶寶戶口的法律又該如何解決？慈惠病院採取的策略是，等待「匿名生產／秘密生產」首例個案出現，如果中央或熊本市府到那個時候還遲遲沒有動作，再用這個案例逼迫行政單位表態，挑戰法律和行政體系的底線。
這是慈惠病院最初參考德國作法規劃的「內密出產／秘密生產」流程，與目前現狀不符。（資料：朝日新聞／製圖：張郁婕）
出現匿名生產首例個案
就這樣一路等到今年（2022）1月，慈惠病院召開記者會宣布出現了「秘密生產／內密生產」首例個案，當事人是一名來自外縣市的未成年少女。
根據慈惠病院的說法，這名少女疑似遭到男性伴侶家暴，懷孕一事被生母發現後，遭生母威脅要斷絕關係。這名少女聯繫慈惠病院時，已經是懷孕末期。少女的生母過去就曾虐待過當事人，母女關係很不好，但即便生母已經說要斷絕關係，當事人目前仍不想離開母親身邊。
當事人也知道自己沒有能力獨自撫養孩子，她在懷孕時就決定了，她要匿名生下這個孩子，把孩子送給收養家庭照顧，這樣孩子就不用跟著自己吃苦。
「從來都沒有大人對我這麼好」，這是這名少女曾和院方說的話。對於院方來說，他們只是照平常的方式應對，但對於這名少女來說，她的身邊並沒有可以信賴的大人，「如果不能在醫院生孩子的話，我可能會一個人把孩子生下後就把他丟了」。她還在寫給寶寶的卡片上寫到：「謝謝你出生時很健康，希望你可以在這個世界上最幸福地活著」。
按照日本現行《戶籍法》法規，如果父母生下孩子後沒有提交出生證明，就要由協助生產的醫師提交。以「秘密生產／內密生產」首例個案來說，就是慈惠病院的院長蓮田健要做這件事。但蓮田健本人並不知道少女的真實姓名，整間醫院裡面只有慈惠病院新生兒諮詢室室長知道少女的真實身份，所以他主張，如果為了填寫出生證明書上的生母欄位，得在「當事人沒有同意的情況下擅自拆封當事人個資」，就會違背醫師的保密義務，希望能在出生證明書上的雙親姓名欄位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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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陣攻防，熊本市府一改過去的立場，表明今後將和慈惠病院攜手討論「秘密生產／內密生產」接下來的課題。代表中央的法務局也表明，慈惠病院應儘速替寶寶製作戶籍，就算不提供寶寶出生證明，也可以拜託熊本市府以市長的職權替寶寶製作戶籍，等於是替「秘密生產／內密生產」開了一扇窗。現任的熊本市長大西一史也在5月13日宣佈，目前已經替「匿名生產／秘密生產」的首例寶寶製作好戶籍。
走到今天
有了「匿名生產／秘密生產」首例個案，慈惠病院就能比照首例個案的模式繼續營運下去。
目前，慈惠病院已經在5月11日，宣布出現全國第二例「匿名生產／秘密生產」的個案。第二例的當事人依舊是來自熊本縣以外的地區，不過這一例是成年人。根據慈惠病院在記者會上的說法，第二例的當事人曾表示，如果沒有慈惠病院，她一定會帶著肚子裡的孩子走上絕路，希望慈惠病院能在孩子年滿 18 歲的時候，告訴孩子自己的真實身份。
隨著有越來越多「匿名出產／秘密生產」的個案出現，目前日本法務省也考慮和厚生勞動省共同製作「匿名生產／秘密生產」指南，但這份指南實務上要等到多久才會出爐，還有待觀察。
慈惠病院從棄嬰保溫箱走到「匿名生產／秘密生產」，這 15 年平均下來，每年大約只有 10 個寶寶左右被送到「送子鳥的搖籃」，而且在人數上還有逐年遞減的趨勢。「送子鳥的搖籃」是否真如當年批評人士所說，有了這樣子的機構就會助長「遺棄嬰兒」？這其實很難論斷。
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幾年追蹤調查下來的結果，我們看到的是社會上真的有一群相對弱勢的婦女，當她們發現自己懷孕時，身邊沒有可以提供她們協助的人，連可以一起面對懷孕這件事情的人都沒有。
第一位在棄嬰保溫箱長大的男孩
與此同時，走過 15 個年頭的「送子鳥的搖籃」，在今年還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出現第一位被送到「送子鳥的搖籃」、後來經過寄／收養家庭扶養長大的孩子，在電視機鏡頭前公開真實身份，實名訴說自己這一路走來的故事。
他是在「送子鳥的搖籃」成立第一年（2007）出現的。他叫宮津航一，出現在「送子鳥的搖籃」時，已經是 3 歲的幼童了。慈惠病院的院長蓮田健就說，當年準備的是新生兒的保溫箱，結果看到坐在上面的宮津航一，真的是嚇了工作人員一大跳，就像是看見大人坐在汽車安全座椅上。
宮津航一對於自己被放進「送子鳥的搖籃」的事情還有一點印象。送到寄養家庭（現已改為收養關係）時，宮津航一就曾對著電視上的相關報導喊著：「我去過這裡！」
他也很幸運地在 8 歲時找到自己的真實身份，包括自己真實的出生年月日及生母是誰。原來他出生後沒多久，生母就因為交通意外不幸過世。當時是親戚將他放進「送子鳥的搖籃」裡的，宮津航一到今天都還留著自己當時身上穿的衣服和鞋子。
也正因為他在被送進「送子鳥的搖籃」時已經 3 歲，今年春天他就已經是大學生，也年滿 18 歲，可以自己做主，才決定要在鏡頭前實名公布自己的身份。他說，像他一樣的當事人現身說法很重要，實名出現在鏡頭上，也許可以激勵更多和他有相同經驗的小朋友們，一起現身說出自己的故事。（完）
註1： 本月 13 號，日本北海道當別町（当別町）一名獸醫師兼公認心理師坂本志麻聲稱，自己成立了日本全國第二個「寶寶郵筒」。但她還沒有和北海道當地的行政機關達成共識，沒有辦法做到醫生 24 小時輪班，也沒有和附近的醫療機構合作。目前北海道要求在能夠確保嬰兒安全之前，不要營運。慈惠病院院長蓮田健也表示，如果是安全的機構當然很歡迎，但前提是必須和產科或小兒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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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送子鳥的搖籃」是慈惠病院棄嬰保溫箱的正式名稱，但日本社會或是新聞上俗稱「寶寶郵筒」。「寶寶郵筒」一詞是取自棄嬰保溫箱的外型：民眾從外面打開棄嬰保溫箱時，需要把蓋子掀開，才能將寶寶放進棄嬰保溫箱內，所以「寶寶郵筒」相當於棄嬰保溫箱，泛稱棄嬰保溫箱這類型的裝置。由於日本到目前為止都只有「送子鳥的搖籃」這一個「寶寶郵筒」，所以會出現混用的情況。一般而言，現階段在日本知道「寶寶郵筒」一詞的人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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