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電影節「十年，再見楊德昌」活動於9日在桃園光影電影館開幕，並於下午舉辦「我所認識的楊德昌」講座，由藝術總監、導演吳乙峰主持，訪問當天到訪的影人，包含導演柯一正、編劇小野、製片余為彥、混音師杜篤之，導演鴻鴻，以及導演王維明。每一位到場的影人，剛好都是在不同時期認識導演楊德昌，並一同來拼湊「楊德昌」這塊巨大的記憶拼圖，除回味當年從「楊導」身上看到的堅持外，也聊了許多拍片過程的趣事。
導演王維明表示，當初是高中時期被《恐怖份子》震撼到，但其實沒想過未來要走電影這條路。談及與楊導的相遇，王表示，是在大二的課堂上才認識楊導，並慢慢開始幫楊德昌處理一些雜事，幫他開車、買東西等等，而因為在楊導身邊沒有太重要的創作工作，陪伴他的過程其實是很輕鬆的，就這樣一路跟他工作了10年。
影人與民眾於影廳內大合照。有趣的點在於，坐於第一排中間的6位影人，是依據認識導演楊德昌的先後順序，由左到右排排坐。第一排由左到右分別為，策展人游惠貞、製片余為彥、混音師杜篤之、導演柯一正、編劇小野、導演鴻鴻，導演王維明，以及藝術總監吳乙峰。（桃園電影節提供）
王維明：楊德昌的影響，會在很多年後的創作中慢慢出現
王維明表示，楊德昌的影響都在事後，都在未來的創作中慢慢出現，也因為這樣子，對他的懷念就特別的深。他回憶當年自己正是血氣方剛的時期，楊導又有很高的要求，兩人常常會有許多衝突，但現在回頭來看，正是因為楊導如此堅持自己的創作，每個細節都沒辦法放棄，才會有這麼好的藝術成就。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製片余為彥表示，到了現在這個年紀，開始對某些數目字特別敏感，並表示2017年對他來講是最大的驚訝。1981年剛跟楊導去日本拍「1965年的冬天」，當時的男主角是徐克導演，在3月份時，他們還跑到高山去拍雪景，還要身兼徐克死掉的替身。
余為彥：36年前認識楊德昌，36年後又因電影重逢
余為彥表示，非常巧合的是，在去年的11月份，他又碰到徐克導演，要在台灣拍一部片。在2017年的2、3月份，他跟徐導演拍完了這部片子，而最巧的是，日本的發行商3月份又重新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4個小時的片再次發行，因此又帶張震去日本宣傳。所以今年3月份，他突然一想，這正是當年同一個月份，第一次認識徐克，第一次認識楊德昌，而36年後，他們又因為電影而重逢。余為彥表示，好像常常發生一些狀況，就必須跟這部片有一些關係，真的是很特別的感覺。
製片余為彥跟《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部片緣分很深，余為彥表示，好像常常發生一些狀況，就必須跟這部片有一些關係。（高雄一攝）
導演鴻鴻表示，是楊導讓他知道什麼是電影，他跟楊導學到，「電影是為大螢幕拍的。」在楊導那邊，所有細節所有層次都非常重要。跟在他身邊時，都覺得他的鏡頭太啷、太遠，是後來到電影院才知道，其實大螢幕很多細節都看得很清楚，既要看到主體，又要看到整個環境，什麼地方要暗一點、灰一點，其實全部都有彼此的照應，因此構圖上是非常飽滿的。楊德昌不是只是在拍故事跟人物的心情，他是在拍人跟環境、空間、社會的互動，所以楊德昌的美學是完全在他的影像裡頭。鴻鴻表示，《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他第一次當電影編劇，也正是那時才發現，原來做電影、做藝術要這麼一絲不苟去完成所有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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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音師杜篤之表示，很怕大家把楊德昌忘記。他認為楊德昌是最重要的朋友、導演，而他又對台灣電影有這麼大的貢獻。杜表示，跟楊導一起工作的過程中，從《光陰的故事》開始，到《追風》動畫片，每一部片都嘗試很多新的改變，因為台灣電影需要很多新的觀念跟技術，楊德昌非常支持，也提供我很多新的想法。
混音師杜篤之表示，跟導演楊德昌工作後，才知道我們「聲音」是有價值的。由左到右為，導演鴻鴻、杜篤之、編劇小野，以及導演柯一正。（桃園電影節提供）
杜篤之懷念楊德昌：《海灘的一天》配音，連吞口水跟呼吸都要跟現場一樣
杜表示，一直做到《麻將》、《獨立時代》，剛好是楊德昌最憤世忌俗的時候，他的工作就是常常把楊德昌拉走，勸他別發脾氣。杜表示，跟他工作後，才知道我們「聲音」是有價值的，是有很多創作的空間，有非常多的層次跟空間我們可以製造。杜拿《海灘的一天》為例，甚至配到連吞口水跟呼吸，都要跟現場一樣。
混音師杜篤之在《恐怖份子》這部片首次嘗試同步錄音。（高雄一攝）
杜表示，很多人說楊德昌脾氣不好，但杜篤之認為，他完全不是脾氣不好，而是他太早知道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很多情況都是事後才知道他當初說的事情很有道理，他給我們沒有想過的觀點，對我來說這是他最大的貢獻。
編劇小野表示，楊德昌曾說「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讓我們成為一個完整的電影人。」不幸的時代就是指當初連同步錄音都沒有，而完整的電影人就是「什麼都要做」，一個人常常要身兼數職。
導演楊德昌做完《一一》後表示，「我們相當幸運地不幸」。（高雄一攝）
小野爆料，楊德昌曾經希望小野把家裡頂樓租給他，因為他最近常跟老婆吵架。小野心想，如果租給他就死定了，沒住在一起時就常常半夜按電鈴，要討論劇本，如果真的租給他，一定提早壽命結束。
有一次找咖啡廳討論劇本，但楊德昌一直說「冷氣好冷，這個位置不太對，我們換個位置好不好？」結果3、4小時都在換咖啡廳，換到天亮。事後才知道，原來楊德昌是跟老婆吵架，只是想找小野講講話。小野笑說有點後悔，當初應該真的把頂樓租給他，就會有更多他的手稿跟秘密，之後再把頂樓直接改成「楊德昌紀念館」就好，全場大笑。
小野表示，十年後遇到楊德昌，第一句話會是：「對不起啦，以前很多抱怨，都覺得你是藉口，你其實真的做得很好，只是我達不到你的要求，給你遲來的道歉。」而楊德昌第一句話一定是：「這個位置不太對，我們換個位置好不好？」
小野最後表示，桃園電影館在這邊開幕，就像楊德昌當年拍片，用很簡陋的設備拍片，也很像當年新電影，很不被看好，很拮据，可是還是很幸運，在這麼悲涼的環境繼續往前進。
柯一正：看《海灘的一天》時嚇了一跳，將我家的故事寫進去
柯一正表示，他跟楊德昌同居3個月，都在寫故事，而且常常有我的故事跑到他的電影裡面，他的故事跑到我的電影裡面的情形。柯表示，他去看《海灘的一天》的時候嚇了一跳，他把我爸爸的故事寫進去了。柯一正表示，他爸爸把田賣掉去開礦，在開曠的地方每個月要寄家裡的費用回來，結果把當時要寄給小老婆的信跟支票放錯了，後來柯一正媽媽一怒之下，跑到柯爸爸公司翻桌，把西裝全部剪掉。然而楊德昌在《海灘的一天》用了這個點，但又用得很不一樣，楊德昌說這位先生是故意寄錯的，因為不敢親口跟太太講自己有外遇。一瞬間，柯一正在想，自己的爸爸有沒有這麼聰明？從這點來看，楊德昌的想法真的跟一般人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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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到右為導演柯一正、製片余為彥，與混音師杜篤之，3人聊著以前拍片的事。（桃園電影節提供）
柯一正說，楊德昌讓台灣的電影做了很大的改變，因為他是學理工的，邏輯非常好，《恐怖份子》甚至可以做多重結尾。柯一正表示，現在回頭去看楊德昌電影的語法，還是超越現在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