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台灣一年365天，媒體總是聚焦在政治話題，無論是政治人物的口水戰，或者是誰又對誰放話，對外國人而言，台灣政治是個有趣的觀察對象，每到台灣選舉期間，總有大批國外記者派駐來台，觀察台灣政治版圖大變動，如何牽動國際局勢。連那些令人目不暇給的政論節目，也成了中國旅客來台期間的最愛。
居住在這座島嶼上的台灣人，對政治總是愛恨交加，大家既喜歡罵媒體24小時不間斷的報導政治，呈現社會亂象；另一方面，政治人物的一舉一動，又經常成為民眾茶餘飯後最愛揶揄的話題。
不過，因為戒嚴的歷史與政治話題的敏感性，政治從來都不是大多數台灣創作者跨足的領域，只有少數人曾試探性的嘗試並獲得成功。例如1992年媒體人馮光遠《給我報報》專欄，用荒謬的虛構情節，嘲諷社會政治；2006年製作人王偉忠也以台灣政治為靈感，製作《全民大悶鍋》系列綜藝節目，以喜劇戲謔的手法反串政治人物。
近年來情勢似乎有所轉變，製作人汪怡昕籌拍《國際橋牌社》，從戲劇看90年代後的台灣政治；新生代創作人伍博暘設計《美麗島風雲》桌遊，漫畫家韋宗成的《馬皇降臨》、《霸海皇英》等單行本漫畫，都以近期台灣發生的政治事件為題材，用新世代的語彙惡搞政治，成功活用「台灣政治IP」。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從字面上解釋為智慧財產權，這幾年IP概念走紅，延伸為創作的一種代名詞，舉凡被改編成文學、動漫、音樂、影視、遊戲等原創內容或歷史事件，都可被視為一種IP。
這期文化+「政治是個好IP」，著手探討看似生硬的政治話題，如何被創作者透過戲劇、綜藝節目、桌遊、漫畫等軟性媒介，轉換成有趣又易懂素材。
1996年3月23日，中華民國台灣有史以來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選舉期間，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飛彈試射演習，企圖影響選舉，導致美國出動2艘航空母艦，前往台灣海峽鄰近水域，引發國際關注的「台灣海峽飛彈危機」。
當時部份歐美國家觀點認為，解放軍想攻佔台灣離島的小島嶼，以恫嚇台灣政府，駐守金門烏坵、馬祖高登「離島中的離島」的國軍弟兄，更是分分秒秒處在備戰狀態。製作人、導演汪怡昕當時就在「二級戰區」高登島當兵，「預備戰爭地區，只要看到有人進入海域就可以開槍。」在沒水沒電的孤島，三更半夜對岸的「水鬼」還會惡作劇，故意往哨兵頭盔丟石頭，搞得軍隊沒法睡覺，這群鐵漢只能像高登島碼頭上的標語一樣：「獨立求生、同島一命」。
汪怡昕拿起他從國外購藏的報廢槍枝，年輕時在高登島當兵的景象歷歷在目。（圖／文化＋）
回想起20幾歲的青春往事，汪怡昕坐在辦公室外半開放的空間，深深吸了一口氣，緩緩吐出一口煙說，「唉，人生就是這麼悲慘，當兵還被派到馬祖最前線小島。」這段經歷雖然苦悶，卻也影響他日後的人生。
台灣政治題材太有趣，借高利貸也要拍
4年前他還著手拍攝海軍黃國章落海事件《少了一個之後—孤軍》，這個題材不僅是20多年的老案，再加上當事人已過世，涉及的對象又包括被視為權威的軍方，光想就知道是「票房毒藥」，但老汪還是毅然決然要拍這部片，成為黃媽媽的「友軍」。
【海軍黃國章落水事件】
1995年6月9日，海軍二兵黃國章離奇落海死亡，「黃媽媽」陳碧娥長達20多年不斷從各式檔案、文件找尋兒子死亡的真相。事件使社會關注國軍沈疴已久的軍中凌虐問題，成為改善台灣軍中人權的指標性事件。2018年在紀錄片《少了一個之後—孤軍》首映時，海軍司令黃曙光上將代表軍方向陳碧娥道歉。
《孤軍》紀錄片2018年才上映，老汪腦袋裡已經在構想第2部曲，然而這只佔了他腦容量的1/4，還有1/2已經在籌拍以台灣政治事件為題材的戲劇《國際橋牌社》，導演、劇本、演員、故事大致底定，現在最缺的就是資金。
汪怡昕打算要拍8季，光是第1季10集就要耗資新台幣8000萬元，現在只拿到文化部3000萬元補助，離正式開拍還差了3000萬元，尤其在九合一選舉後，市場風向趨於保守，這陣子他為了找資金傷透腦筋，問他非拍不可的原因，汪怡昕斬釘截鐵地說，「借高利貸也要拍，這題材拍了一定中！」
不為意識形態服務，訴說台灣記憶IP
被譽為「台版紙牌屋」的《國際橋牌社》，構想來自於汪怡昕在高登島的當兵經驗，直到現在高登島都還是軍事管制區，無法對外開放。當年抽到「金馬獎中的金馬獎」，對家裡才因汪爸爸負債家道中落、要扛起一家經濟重擔的汪怡昕而言，這個「下下籤」真是符合當時人生的寫照。然而他卻也被這段獨特的經歷所影響，時隔多年後，決定拍一部從這個孤島延伸出的政治風暴。
《國際橋牌社》第一季刻畫1990年到1994年，從一艘船擱淺在台灣海岸說起，衍伸出一連串的國安事件，汪怡昕笑說，「故事裡面有英雄也有狗熊，但是英雄也會變狗熊。」故事聚焦在黨工、黨國千金二代、總統侍衛長、文青、高級公關、記者這6個角色，「政治只是貫穿角色的背景，從小人物的身影，看解嚴後台灣民主化的進程。」
汪怡昕強調，「這個題目不為意識形態服務，就是講一個台灣的好故事、台灣的記憶IP」，最終談的還是「生存」，「無論是台灣還是個人，訴說如何活下來的故事。」
花100萬元做台灣政治研究，商業手法說好故事
採訪過程汪怡昕菸不離手，他吐完一口煙，帶我們走進地下室的辦公空間，狹窄黑暗的樓梯間宛如戰爭時期的坑道，一路通往《國際橋牌社》的創作核心。
他按下電燈開關，照亮四方牆面，每一面都寫滿密密麻麻的字跡，其中一面牆整理90年代台灣及國際發生的重大事件，包括野百合學運、美伊戰爭、國大修憲、彭明敏回台、柯林頓當選、千島湖事件、第一次總統民選⋯等。汪怡昕說，光是劇本前期，他就花了100萬元請學者爬梳、整理台灣90年代的政治局勢，寫了一本質量厚重的論文。
因此汪怡昕每週找學者幫製作團隊、編劇上課，強化戲劇的內容面，劇情有愛情、生命歷程、國際角力、諜報、秘辛、八卦，從商業市場的角度說一個好故事，企圖建構台灣影視產業生態鏈。
劇本涉及政治，一線演員怕接演毀下半輩子
「台灣信手捻來有多少題材可做，完全都是商業題材，為什麼不作？」汪怡昕不諱言，台灣影視圈長年來避免碰觸政治題材，和早年威權體制系統養成的習慣有關，再加上解嚴後，台灣影視圈和中國的資金連動越來越密切，很多人也選擇不碰。
反觀美、日、韓、印度，社會議題、政治議題本就是影視圈的重要話題，「難道我們永遠因為賣不到中國，自己就不動了嗎？這塊土地發生多少有趣故事，比好萊塢精彩太多。台灣要克服的不是資金問題，而是要克服如何說一個好故事。」汪怡昕語氣堅定地說。
然而《國際橋牌社》畢竟還是跟政治有關，先前有一線演員看了劇本後說，「演你這部，我下半輩子就毀了。」汪怡昕嘆口氣、有點無奈地說，「我一點都不怪他，只怪台灣的影視產業還不夠努力，政府的影視戰略還不夠清楚。這麼優秀的演員，台灣影視產業怎麼會撐不起他？」
汪怡昕認為，西方社會對《國際橋牌社》絕對感興趣，尤其台灣是亞洲唯一施行西方民主的成功範例，這齣戲劇也可作為「民主制度是否適用於亞洲、華人社會」的觀照，也會是全世界觀看台灣政治面向的一個入口。
這幾年國際情勢丕變，汪怡昕還想探討「死亡之握」，「每個人都怕跟中國握到手，怕握到誰，誰死掉。」尤其台灣與中國地緣如此靠近，「台灣為了逃避死亡之握，我們又發生了什麼事情？」最終他想的賣點不是台灣政治，而是台灣的歷史。
劇名定為《國際橋牌社》，汪怡昕把國際外交的局勢比擬為一場牌局，「有時候台灣會覺得自己像是籌碼，但又上不了牌桌 。」有趣的是，台灣沒有自己發動過國際大事，但是每一件大事都會牽動到台灣，「台灣不是世界局勢中心，但世界局勢、角力都會在台灣。」
季度戲劇規劃，結合手遊、桌遊，建立影視產業鍊
在汪怡昕的夢想藍圖中，《國際橋牌社》不只是一次性的戲劇，他以季度戲劇的方式規劃，預計拍攝八季，每一季之間可推出以事件為主的SP（特別劇）、紀錄片、前傳，並且結合桌遊、手遊，重新找到訴說故事的方法，讓年輕人也願意看，顛覆過往台灣戲劇市場，純粹憑感覺做戲的觀念。
另外他也做過前測分析，許多民眾都對《國際橋牌社》題材表達高度興趣，再加上他認為這是市場上的「稀缺產品」，「如果大家有高度關注，但市場上又沒有這類商品，這種原理在商業市場推出，就會大受歡迎。」
這樣的模式台灣影視圈並不是不知道，只是要如此大規模的處理複雜政治題材，除了要找到龐大資金，還要比氣長，汪怡昕笑說，「台灣人對自己的想像可以再勇敢一點」，他之所以這般「豪膽」，或許跟「仰攻人生」有關。
「我這輩子就是仰攻人生，永遠站在零往上攻，對我來說，很多事情不是沒辦法，而是有沒有去做，仰攻人生最後只剩下意志力。」汪怡昕的食指往天上比，過去曾經埋怨父親帶給他沈重的債務，也曾懷才不遇埋怨多年，「可是現在回想起來，這樣人生讓我看到很棒的風景。」
汪怡昕從年輕時投入傳播業，曾埋怨過人生的不公平，如今回想起來，反倒感謝這樣的經歷，讓他看見很棒的風景
汪怡昕從年輕時投入傳播業，曾埋怨過人生的不公平，如今回想起來，反倒感謝這樣的經歷，讓他看見很棒的風景。（圖／文化＋）
汪怡昕小檔案
1970年出生，世新三專部電影科技術組，現為馬克吐溫影像公司負責人，創作範圍包括文字、攝影、編劇等，從事紀錄片、廣告、電視節目執導工作。
2005年成立「馬克吐溫」影像製作公司，以發展「台灣記憶的IP」為主，透過影像讓這片土地上的歷史與技藝傳承下去。曾拍人權紀錄片《少了一個之後—孤軍》、《哲人—總統李登輝紀錄片》、《客籍228受難者歷史紀錄片》、《國家的國家的國家－原住民歷史紀錄片》，節目《少了一個之後—微光》也曾入圍2屆金鐘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