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9月1日在臉書上，因為一項統獨民調的提問形式與内容，被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名嘴郭正亮批評「很有問題」，指控郭正亮「混淆大衆視聽」，警告他「莫信口開河」，否則「將毫不猶豫地對他採取司法行動，將其繩之以法」，一副士可欺不可辱的果決。
「繩之以法」幾個字讀起來觸目驚心，游盈隆似乎手拿上方寶劍，以國法侍候，直指待罪羔羊的郭正亮，只差没一刀劃過，看他人頭落地。他的臉書内容經過新聞媒體轉載，放大報導，昭告天下的力道不可謂不大。郭正亮隔天的反應是，「這太嚴重了！」，雖然没有棄械求饒，想必心有餘悸。
一個原本是學術與研究方法的辯證問題，雙方盡可在民意庭裏討個公道。知識分子的對決竟然演變到單方劍拔弩張（莫非負心多是讀書人？），幾乎法庭相見的地步，豈止嚴重，簡直太沉重（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坦白説，針對游盈隆民調的批判，郭正亮其實並未信口開河，而且「很有問題」的宣稱也絶對站得住脚。
就算郭正亮胡説八道，門外漢難道就不能對專家的話語，表示一點自己生活經驗或他人經驗（如看書）得來的常識和知識？這未免有點「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弔詭，推到極致，所有的理性對話，勢必不可能。反正你不是我，或者不是我肚子裏的蛔蟲，如何知道我想些什麽？其實，蛔蟲在乎的是（假定它們會思考），是否能在個人的肚子裏自然生存，至於「我」是誰，是社會問題，無關緊要。
民意調查再如何科學（美國社會學家C. Wright Mills 在1959年出版的《社會學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中對民意調查大加撻伐），結果都不會是自然狀態（不然，民意到底以什麽形式存在，又存在於民間什麽地方，等待被發現？），而是人為的社會狀態（由民調專家游盈隆們建構出來的産物）。游盈隆如果不透過民意調查提問，一般人每天在柴米油鹽中打滾，或風塵僕僕，大概不會把統獨問題放在心上，更别提要掛在嘴上。
游盈隆「見笑轉受氣」，氣噗噗的想提告，説穿了，不是出自郭正亮的無理取鬧，而是自己在問卷設計上理虧，被抓到把柄，又無以有效反駁瑕疵，一時亂了調，只好先下手為强，企圖以訟止謗。他搬出胡佛和一些學術大老為自己的民調背書，頂多是一種詞窮的詭辯：權威怎麽可能出錯，名師當然出高徒。
我們不必重複游盈隆與郭正亮之間的争端細節，這不是水落石出的追究。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9月1日公布的報告，只要看題目，就不難察覺後者對前者的批判没有任何方法或學術方面的認證偏差，解讀上也十拿九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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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對於台灣前途問題有很多爭論，有人認為『兩岸統一』比較好，也有人認為『台灣獨立』比較好。請問您的意見是怎樣？是『台灣獨立』或是『兩岸統一』？」
白紙黑字，這根本是不折不扣的二選一問題，没有第三選項（維持現狀），或其它可能的排列次序（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台灣民衆統獨立場趨勢分佈」有六個選項）。郭正亮所説的以「統獨二分法」逼受訪者表態的評論，一點都不過分。游盈隆非黑即白的一刀切，砍掉不統不獨的空間，無疑會膨脹「獨立」的百分比，因為「統一」的人早已越來越少，而「維持現狀」的人往往是相對多數，一旦被迫劃歸為「獨立」，可能的意涵帶有濳在的戰争風險。
前立委郭正亮（見圖）批評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問卷陷入統獨二分法，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揚言提告。（柯承惠攝）
游盈隆的怒氣回應是，他們始終有保留「維持現狀」的選項。也就是説，這個選項出現在問卷的其它地方，研究設計是「專業考量，不是郭正亮這種沒參與過經驗研究的門外漢所能理解」。言下之意是，套句柯文哲2018年打擊台北農産運銷公司總經理吳音寧的話：我操，哪來的門外漢，郭正亮懂什麽東西。
我應該不是門外漢，對民意研究的方法與理論略知一二，在美國唸博士班時，修過民意調查與研究方法的幾門課，也在美國做過一些民意調查的研究，還教過大學部與研究生有關民意的課，更在《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新聞學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和其它刊相關物發表過幾篇探討民意的研究論文，應該可以理解雙方的説辭。
除去以「權威」合理化一個不合理的操作外，游盈隆的盲點在於，電話訪問的基本過程是一題一題的問，受訪者在被問到前，不可能事先知道後面會問些什麽（不像紙版的郵寄問卷可以看到全部問題，即使是網路調查也是單題呈現在電腦螢目上），因此難以作通盤思考。事實上也不可能，因為受訪者能回答問題的時間通常很短（民意調查以選擇題居多的道理在此）。
不管題目多寡，正因為電話訪問是單題逐一作答的先天結構限制，在問到主要題目前，任何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s）或預式（priming）的設計，就難免左右受訪者的回答傾向（除非他/她健忘），所謂答案存在於題目之中（魔鬼更存在於細節裏）。不看上下文，我們很難探索文本間用字遣詞的相互作用與可能影響。
游盈隆於8月21日公布的2024年總統選舉民調，便帶有某種引導性的缺失，不免偏執一方，多少而已，在相當程度上，並非受訪者當下的可能意願，至少有些人會先入為主。問卷設計的敗筆在於，前面題目涉及賴清德訪問美國與日本麻生太郎對台美日關係的看法，顯然具有提示或框架作用，加減之間，賴清德民意支持度突破43.0%（多少是一個歷史效應），而侯友宜的則劇落至不到14.0%，引導性問題遂是個變項。
即使只是幾個百分點的差别，不管説辭如何動聽，游盈隆在回覆政客與學者的批判時，顯得强詞奪理，一方面，事後的合理化話語無法改變既成事實，難以有效排除引導性或預式所可能産生的效應；另一方面，他又拿不出没有誤導的證據，以支持民調的效度宣稱。兩者恐怕都會造成一般人對民調的誤解和喪失信心（專家不過如此），與對社會現實的扭曲看法（當然，民調並不等於現實）。
游盈隆學有專長（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的高足、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政治學博士），又有多年的民調實務操作經驗（那些半路出家的民調專家如吳子嘉們大概很難望其項背），他的基金會定期進行政治議題的民意調查研究，幾年來，更收集了不少數據，對了解台灣民意的長期走向多少有參考作用，他即使没有功勞，也有苦勞。
遺憾的是，游盈隆在8月21日公布的2024年總統選舉民調中，錯過了一個很好「驗證方法是否影響結果」的社會實驗。他大可把隨機抽樣的樣本再隨機分配成兩組均等的樣本，一半問卷保留原有的引導性或預式問題，另外一半則删除這些問題，或者移到主要題目之後。事後分組比對，只要兩組之間没有顯著的統計差别，引導性或預式效應就不成問題，民調結果在知識宣稱上，便有可信的數據基礎。
從最近引起紛争的民調看，台灣民意基金會所做的不過是粗製爛造的調查，不够嚴緊，游盈隆的事後辯解，充其量頂多是亂了章法的調子，欠缺慎思。由爛調到亂調，台灣的各種民調與專家不妨面壁思過，如果要把唱反調的人繩之以法，未免囂張，又貽笑大方。惱羞成怒，還興師問罪，游盈隆真是晚節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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