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開羅會議80周年，到底台灣的主權有沒有隨著《開羅宣言》的發表而回歸中國，兩岸的紅藍綠三方對此尚未達成一致的立場。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士認為《開羅宣言》不過只是新聞公報，對台灣的主權並不存在決定性的法律效力。支持中華民國的人士，則主張《開羅宣言》的一切問題，都隨著《波茨坦公告》的發表、《日本降伏文書》以及《中日和約》的簽訂迎刃而解。
中共則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繼承了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所以台灣的主權理所當然因《波茨坦公告》的發表，還有《日本降伏文書》的簽署歸還給了接替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中共不承認1949年12月7日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是政治實體，並不承認1952年簽署的《中日和約》具備法律效力。
甚至連1951年多邊簽署的《舊金山和約》，中共都不承認具備法律效力。中共在1978年與日本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表面上看起來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國之間不曾存在的戰爭劃下句點，「台灣問題」從中共的角度來看似乎也隨之而解。然而日本在台灣主權問題上對中共的立場，一直都只是「理解和尊重」，並沒有鬆口承認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
更重要的是，日本能在1951年結束被盟軍佔領的日子，重新恢復主權國家的地位，還是有賴於《舊金山和約》的簽署。如果中共不承認《舊金山和約》具備法律效力，那代表中共至今不承認日本國具備主權國家的地位。那麼任何中共與日本之間簽署的條約，都不具備國際法的認證，所以迄今中共沒法拿出任何文件證明自己是領有台灣的。
如今《開羅宣言》不只成為了中共唯一自認領有台灣的法律依據，而且還認為80年前這場由蔣中正代表中國出席的國際會議，賦予了北京重建亞洲秩序的正當性，為此英國學者米德（Rana Mitter）甚至用「開羅症候群」（Cairo Syndrome）來形容對岸的心態。那麼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又是如何看待《開羅宣言》與台灣主權的關聯呢？
從美國的戰略出發，台灣可以是中國的，但必須要是自由民主的中國。（許劍虹攝）
台灣該屬於哪一個中國的？
兩岸的統派與獨派看待台灣主權問題的時候有一個誤區，那就是認為美國反對中國擁有台灣的主權。問題的重點，其實從來就不是在於美國反對中國擁有台灣，而是什麼樣的中國可以領有台灣。1979年美國與中共建交後，至少到川普（Donald Trump）上台以前有相當長的時間是鼓勵兩岸對話的，因為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被美國認定為「一個不敵視美國的中國」。
中共對台動武或者台灣宣告法理獨立，都是美國政府認定「片面改變兩岸現狀」的行為，但是兩岸若能在雙方人民都能接受的情況下達成和平統一，卻從來不違背美國的國策。當然從美國的角度出發，如果統一的過程中能轉化中國為民主的國家，那麼當然也就更好了。而美國所定義下的民主，直接一點來講就是美式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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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只要中國是親美的國家，那麼把台灣，甚至於整個南海跟東海交給中國都是沒有問題的。今天統治中國大陸的人民政府實際上不親美，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其實也只是「不反美」而已，但是如果把時空背景拉回到1943年11月，蔣中正統治下的中華民國卻可能是全亞洲，乃至於全世界最親美國的國家。從這個角度來看，就不難理解美國為何會決定交還台灣給中華民國了。
至於80年前的中共，同樣認為台灣屬不屬於中國比起台灣該屬於哪一個中國而言是次要問題。當時的延安是莫斯科在華代理人，看待台灣主權問題必須要從莫斯科的角度出發，而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看在中共眼中就是一個親美反蘇的「敵對政權」，若由中華民國接收台灣，台灣的下場勢必將淪為美國圍堵蘇聯的海空軍基地。
而在中共沒能奪下全中國以前，把台灣交還給中國對共產主義陣營反倒是比較不利的，所以在那個時代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其實是蘇聯。在共產國際已於開羅會議召開前就解散的情況下，中共當然不敢冒犯全體國人主張收復台灣的民族大義，不敢公然支持台灣獨立，但仍透過其在重慶的台籍代理人挑戰國民政府的對台政策，竭盡所能妨礙中華民國收復台灣。
謝南光與李友邦等台籍左翼人士，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逐漸與中央政府疏遠。（許劍虹提供）
台人治台運動
中共在重慶的台籍代理人，不是別人，正是台灣革命同盟會的三大領袖李友邦、宋斐如以及謝南光。他們早期的立場確實是支持台灣獨立運動，但目的是脫離日本獨立，建設成一個實施共產主義的台灣人民共和國。等到中國的紅色革命成功以後，台灣人民共和國的居民再透過投票選擇是否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進而實現全國江山一片紅。
而國民政府最讓台籍精英們難以接受的，就是將台灣的接收準備工作交給陳儀、陳果夫、吳鐵城、張厲生、段錫朋以及熊式輝等人負責，清一色都是外省人。謝南光、李友邦以及宋斐如等左翼台灣人很難不認為國民政府只是想在台灣複製日本的那一套殖民統治，哪怕是信仰三民主義的右派台灣人翁俊明與謝東閔，都難以接受這樣的安排。
於是謝南光等人在周恩來支持下，在重慶台灣人社團中發動目的是推動台人治台的台灣建省運動，反對國民政府以類似總督府的行政長官公署繼續經營台灣。可見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省籍衝突，其實早在台灣光復前就已經上演，只是當時中共很明顯站在台灣人的這一邊。在必須強調自己並非蘇聯代理人的情況下，支持台灣自治對中共而言顯然比支持台灣獨立更少政治風險。
此刻中共在毛澤東領導下，已經產生了將來必須脫離莫斯科宰制的民族情緒，所以對台灣的立場自然是類似於具備中共地下黨員身份的謝南光，希望台灣「回歸」到一個既不聽從華府也不聽從莫斯科指揮的紅色中國。但是想擺脫史達林（Joseph Stalin）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在莫斯科拍板定案前，其實延安對台灣的主權也不敢有太多發言。
只有謝南光暗中與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將軍，乃至於謝偉思（John S. Services）及戴維斯（John P. Davies Jr.）接觸，試圖離間國民政府和美國的同盟關係，強調美軍完全可以不依賴國軍，光依賴左派的台灣抗日份子從日軍手中奪下台灣。而台灣左派人士如此積極挑戰國民政府的對台政策，也讓蔣中正變得更為疏遠台灣革命同盟會，使在大陸的本土精英更加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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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基督徒的蔣氏夫婦，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親近美國的代表性人物。（國史館）
與親美的國府合作
反觀蔣中正，雖然主張台灣主權必須屬於中華民國，但是卻願意與美國發展可長可久的合作關係。這個合作關係不只限於對日作戰，還包括在戰後建立一套由美國出海空軍，中華民國出陸軍的戰後亞太秩序。甚至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蔣中正就已經主動向美國提議，將台灣與海南島出給美國海軍使用99年。
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從南台灣起飛的日本海軍航空隊零式戰鬥機和一式陸上攻擊機摧毀了美國遠東航空軍（Far East Air Force）在菲律賓的戰力。從此美國不敢再小看台灣的戰略地位，也更加確立美國不可能將台灣交由任何反美勢力統治的立場。蘇聯與中共到了戰後勢必將成為美國意識形態的敵人，自然是不可能將台灣交給他們。
可是對於蔣中正，也並非所有美國人都放心的下，比如美國海軍情報官葛超智（George H. Kerr）就懷疑國民政府統治台灣的能力。因此他主張戰後台灣應該由國際託管，最多就是讓國民政府在台灣設置海關，但台灣的主權不得交給中國。假若國民政府被中共推翻，中共勢必將以國民政府繼承者的身份將台灣的主權接管過去。
葛超智託管台灣的主張，最終遭到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反對，理由是當時的台灣沒有主張獨立建國的團體存在，如果有的話也只有類似謝南光、李友邦以及宋斐如等左傾台灣人而已。如果台灣變成一個親蘇反美的獨立國家，同樣不符合美國利益，更何況託管台灣還將消耗美國大量的資源。
最終從政治以及經濟考量出發，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還是評估將台灣交給親美的中華民國政府最符合美國利益。此外這樣的決定，也更符合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提拔中華民國為世界四強的政策，讓美國可藉由中華民國對東亞國家的傳統號召力攏絡韓國和越南的民族主義者共同抗衡蘇聯。
《開羅宣言》明確定義將台灣還給中華民國，而不是汪精衛政權或者延安等其他可能反美的中國。（許劍虹攝）
將台澎主權歸還中華民國
於是在1943年11月22日到26日的開羅會議上，蔣中正、羅斯福與邱吉爾達成了「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土地，例如東北、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華民國」的共識。仔細看這段文字，強調的是「歸還中華民國」而非單純「歸還中國」，這其實是來自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長王寵惠的建議，目的顯然是要確保台灣的主權被交到重慶的中央政府手中。
當時的中共表面上服從國民政府領導，也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中華民國為國號，可暗中實際不服中央號令。而且中共還有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前科，因此藉由對日抗戰壯大之後必將自立為王，並將中華民國的國號徹底改掉。屆時中共將繼續以中國自稱，因此要與之區別的唯一方法就是強調台灣與澎湖的主權是回歸給中華民國。
在那個還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代，王寵惠與蔣中正就預料到中共不會忠於中華民國這個國號，進而做出這個研判。當然我們更不能不佩服，以葛超智為代表的一批美國情報官，居然會在那個中華民國威望還如日中天的時代預判到中華民國最終會失去大陸。台灣以中華民國之名形成一個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的政治實體，似乎在開羅會議上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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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羅斯福同意了把台灣交給中華民國的決定後，他又與邱吉爾一起飛往德黑蘭和史達林會晤，將開羅會議上的決定告訴給不願意會晤蔣中正的蘇聯最高領袖。蘇聯終究是陸權國家，8路軍和新4軍也沒有海軍，史達林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無法公開反對美國的決定。既然台灣已經注定將回歸中國，那麼蘇聯接下來該做的就是確保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成為反美國家。
這意味著蘇聯不只將策應新疆叛亂，還將扶持中共取代國民政府，而國民政府在戰後允許美軍進駐台灣這一點，最能激發兩岸人民的反美情緒了。於是延安在莫斯科的首肯下，也調整了政策，轉而支持台灣回歸中國，但條件是島上不能有美軍基地存在。戰後的中國該與美國還是蘇聯結盟，也就成為了國共兩軍大打出手的另外一個主要原因。
國民政府對台灣的接收跟治理，在1949年前不曾為美國所反對。（許劍虹提供）
被凍結的台灣主權
假若沒有大陸在1949年的淪陷，相信美國早已順水推舟承認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也不至於冒出複雜的東海或者南海問題，很有可能就連韓戰跟越戰的悲劇都能避免。不過既然大陸已經丟了，那麼美國自然要亡羊補牢，防止台灣落入對蘇聯宣佈「一邊倒」的中共手中，於是不曾質疑中華民國對台治權的美國政府在韓戰爆發後又宣告了台灣地位的未定論。
宣告台灣地位未定的目的，就是防止中共以中華民國繼承者的身份將台灣海峽「內海化」，進而對台灣發動攻擊。一旦台灣落入中共手中，勢必將成為蘇聯的潛艦基地。從台灣起飛的蘇聯轟炸機，還能對菲律賓、沖繩甚至於日本本土產生威脅。這是為什麼韓戰爆發後的第二天，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就下令第7艦隊巡弋台灣海峽的原因。
考量到中華民國有完整的行政、立法與司法體制，又有60萬的可戰之兵阻礙共軍佔領台灣，美國最終還是承認了台灣由中華民國政府管轄的事實。在破壞台灣內部穩定的情況下，另外去扶植台灣反對派起來顯然是無法達到遏阻共產主義勢力擴張的目標。此外無論是在海外還是台灣本土的反對勢力，在50年代還有相當部份的人是親共的左傾人士。
所以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安排，還是繼續支持中華民國統治台灣，同時壓迫日本政府與中華民國簽署《中日和約》，確保至少親美國家都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中日和約》確實繼承了《開羅宣言》的精神，強調廢除1941年12月9日以前一切中國與日本簽署的條約，包括割讓台灣主權給日本的《馬關條約》。
但是在簽署《中日和約》的過程中，中華民國政府也展現出高度的靈活性，主動向日本方面提出「日本僅須在和約中放棄台澎，不須明言主權交付何國。」顯見當時中華民國也發現了未來日本與中共和解的可能，決定配合美國凍結《開羅宣言》中關於台灣歸屬的內容，直到有一天中華民國有機會重返大陸時再予以解凍。
中華民國對台灣的實際治理，如今已是2,300萬人心中的最大公約數。（許劍虹攝）
勿將統獨二分法
從《開羅宣言》到《中日和約》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是以及為巧妙的外交手腕處理台灣的主權問題。在實務操作上，雙方都不否認中華民國政府為台灣島上唯一的合法統治機構，斷交前稱為「中華民國政府」（The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簡稱為GRC，斷交後則直接稱呼為台灣（Taiwan）。
這個Taiwan在官方場合不被當成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看待，可是美國仍會為台灣人民提供防禦性武器以防止中共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而當台灣有人想完全擺脫台灣現行的統治機構，成為一個法理上的獨立國家時，美國又總是會跳出來捍衛這個自己其實並不承認的統治機構。可見80年來如一日，維持中華民國這個不統不獨的體制才真正符合美國的利益。
在這樣的情況下，主張台灣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的統派或者主張台灣成為獨立共和國的獨派都沒有如願的可能性。事實上，即便是在統派和獨派的陣營裡，真正主張立即消滅中華民國，「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建立台灣共和國的激進人士都是少數中的少數。中華民國經過80年的發展，早就已經是2,300萬人的最大公約數，這是我們今天紀念開羅會議80周年的最大意義。
所以今天我們重新審查台灣的主權問題，其實很難用絕對的統獨二分法來給予解釋，因為歷史的真相其實是參與的各方都同時有統或者獨的因素存在。從美國與中華民國的角度來看，當統治中國的政府親美的時候，他們就主張台灣為中國領土，否則就可以凍結《開羅宣言》關於台灣主權的決議，以防止反美的中共拿下台灣。
同樣的對蘇聯和中共而言，只有在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的情況下才能接受兩岸統一，否則就乾脆扶持紅色的台獨勢力。開羅會議上討論的不只是台灣歸屬問題，還有韓國獨立問題，同樣受到國共內戰影響而發展的不順利。雖然韓國脫離了日本殖民統治，卻還存在著南北韓統一問題，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導致《開羅宣言》寸步難行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