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子立的名字廣為人知，始於2001年北京的「新青年學會案」。那是典型的通天大案——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親自批示嚴辦。所謂「新青年學會」，不過是幾個青年知識份子發起的讀書會，楊子立是主要參與者。儘管學會成員不乏忠實的中共黨員，仍免不了被邀功心切的北京國安鎖定。學會被搗毀，新青年四君子悉數下獄。楊子立被處重刑，一天不少地坐滿八年刑期。
出獄後，楊子立加入了民間智庫北京傳知行研究所，轉型為一個社會學者，潛心研究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問題，著述頗豐。朋友們都為他的成功轉型加額稱慶。殊不知，三個月前風雲突變——傳知行跟當年「新青年學會」一樣全軍覆沒。楊子立的命運隨之逆轉，秘密員警急切地尋找他，用心顯而易見。他不肯配合警方作證，只好自我流放。
十四年前遭人暗算，十四年後噩夢重來。楊子立的悲情之旅，折射了普通中國公民的莫測風險。
今天談到「新青年學會案」，時人多歸咎北京國安。這當然沒錯。正是北京國安的刻意構陷導致四君子被判重刑，連臥底的國安內線李宇宙都認為太過分而良心難安，不得不站出來為四君子鳴冤，「新青年學會案」的黑幕始能大白於天下。但如楊子立後來披露的，有罪的豈止北京國安，從預審處負責人劉勇到檢察官李磊森、韓曉霞，再到法官柏軍和金星，哪個不知冤情？哪個不是昧著良心辦案？整個司法體系都沒有糾錯功能，都沒能阻擋冤案的發生。
甚至可以說，具體到「新青年學會案」，並不存在真正的司法，有的只是政治。起決定作用的，則是江澤民的批示。楊子立多年後回憶：「由於有了來自天庭的指示，一切真相都被強行壓垮了。」整個司法也被強行壓垮了。以至於多年後楊子立仍忍不住網上質問江澤民：「您在做批示前聽到我們的申辯了嗎？如果沒有，您只是根據安全部的單方面意見就批示判人重罪，那還要法官幹什麼？《刑事訴訟法》既然規定了當庭質證、限期判決等程式，那就說明應該靠法官的庭審來判斷公訴方和被告人究竟誰是誰非。這種不靠法律程式，而由政治領導人根據行政彙報決定刑事案件結果的做法，符合『三個代表』嗎？」
顯而易見，所謂「新青年學會案」根本就是北京國安一手羅織，政治領導人推動，因司法不獨立而得逞的冤案。但最大問題不在此，而在於到了宣稱要兌現「依法治國」的今天，到了呼格吉勒圖冤殺案終於平反、聶樹斌案終於啟動複查的今天，當局對「新青年學會案」仍諱莫如深。給人的印象是，有錯必糾只限於單純的刑事案件，凡屬政治案件，哪怕冤情似海，也不在複查之列。即所謂「法治」僅限於刑事範疇，政治範疇適用的仍只是傳統的專政。所謂「法治」與專政雙軌並存，這或許才是所謂「社會主義法治」的特色或者說本義？
「新青年學會案」發起之初，曾有朋友好言相勸：要麼大張旗鼓以免當局生疑，要麼乾脆秘密活動。但這建議被既不願高調，又自信問心無愧的楊子立們拒絕。今天回顧這段往事，楊子立感歎說：他們當時太年輕，沒有政治鬥爭的意識，不懂無產階級專政下政治鬥爭的殘酷性。
這總結未必靠譜。不懂固然要付出慘重代價，但是懂又如何？今天的傳知行諸君成熟得多，不可謂不懂，所以，傳知行的整個運行，極為規範，但逃脫了「新青年學會」的厄運麼？
對傳知行的圍獵，很早就開始了。就公開的報導可知，早在2013年7月18日，即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被捕次日，傳知行辦公室即遭北京民政部門襲擊，二十多名執法人員突然闖入，宣佈取締研究所，並抄走研究所牌匾和大約600本研究報告等物品。其實傳知行研究所不過是傳知行公司的內設機構，傳知行公司則是工商註冊，原本不在民政管轄範圍。隨後，郭玉閃跟當局展開了艱苦的談判，以他徹底退出傳知行為條件，當局承諾傳知行公司維持運行，只是不再對外使用傳知行研究所的名義。但這承諾根本算不得數。一如當初構陷「新青年學會」，構陷傳知行的緊鑼密鼓從來就沒有真正停過。
跟中國其他NGO不同，傳知行主要不是致力於直接的行動，而是定位為民間智庫，致力於獨立、深度的社會調查和公共治理研究。就在前幾天，南京、成都、濟南、長春等多個城市，相繼爆發了大規模的計程車司機罷工，計程車行業管制問題再度引發公眾關注。而這在十多年前就進入了郭玉閃的研究視野，後來一直是傳知行的保留專案，傳知行有翔實的調查報告及具體的政策建議。網上正在流傳的《郭玉閃談計程車改革：數量管制是萬惡之源》，即為其中之一。
豈止計程車行業問題，包括稅制問題、土地制度問題、醫療改革問題、教育公平研究、能源行業問題，傳知行都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傳知行的年輕人不缺熱血，不缺宏大的理想，但他們更關注具體的社會問題，堅信必須經由具體問題的解決，才可能真正增進個體權利和國家整體的良法善治，才可能為中國的憲政轉型鋪就堅實的基石。他們同時吸取了當年「新青年學會」的教訓，認為越公開，越專業，安全係數越高，自己的事業越可能持續。他們哪料到，安全不安全根本不是他們所能控制的，而取決於維穩部門的想像與需要。
最後一隻靴子終於在今年10月9日猝然落下：當天淩晨，十多名員警和國保湧進郭玉閃家中，將他帶走。所長黃凱平、行政主管何正軍稍後也被拘押。傳知行公司被迫停擺，所有傳知行人成了嫌疑人。楊子立不得不踏上流亡之旅。輿論大嘩。迫於壓力，北京警方近期不得不釋放已被非法關押110天的黃凱平，但傳知行的命運仍令人擔憂：郭玉閃和何正軍的處境沒有任何改善，楊子立也仍然音訊杳無。
可憐的楊子立十四年都走不出噩夢，傳知行案簡直是「新青年學會案」的翻版，這一切到底因為什麼？
因為維穩部門急於邀功，因為政治領導人罔顧法治，因為人權司法保障缺位，這些解釋當然都對。但僅僅這些解釋並不夠。所有這些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偏執狂。
說到偏執狂，人們很容易聯想到一部美國電影：《美麗心靈》。主人公納許一輩子都生活在偏執中。但禍兮福所倚，或許正是他的偏執，成就了他的天才，讓他走上了諾貝爾獎的領獎臺。
個人的偏執未必可怕，反而可能很美麗、很傳奇。但如果國家機器成了偏執狂，那可一點不美麗不傳奇，只有恐怖與殘酷。不幸，中國的維穩正是如此。
是什麼動力驅使江澤民在「新青年學會案」的國安報告上批示？如果說北京國安是邀功，他顯然無此必要。那就只能解釋為他真誠相信有那麼一批毛頭小夥，要利用讀書會的形式顛覆共產黨政權。為了政權穩定，必須嚴懲不貸。
今天的傳知行案也大抵如此。具體辦案的警官或有邀功衝動，但作為決策者的政治領導人，則一定基於對所謂「敵情」的確信，即真誠相信傳知行是「顏色革命」的據點，相信海內外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企圖用顏色革命「扳倒中國」。
這種極端妄想，跟當年蘇區肅反領導人的心態如出一轍。當年蘇區領導人殺自己人比殺真正的敵人還狠，據李銳說殺了十萬之眾。並不是因為他們跟受害者有什麼個人恩怨，成心冤枉人。他們當時的確相信自己隊伍到處是內奸、是叛徒，讓革命事業岌岌可危。他們堅定地認為他們是在保衛革命。所以他們殺自己人殺得大義凜然，殺得氣壯山河，一點道德障礙也沒有。
這已經不能用簡單的好或壞來概括了。這種極端妄想就是一種病，即精神病，即偏執狂特有的受迫害妄想症。對別人不信任，敏感多疑，極度焦慮和恐懼；而且極其固執，不接受任何善意忠告。所有這些症狀，從蘇區肅反到今天維穩可謂一脈相承，從來就沒有痊癒過。病態早已固化為常態，只不過不同時代表現形式有異，危害程度有別而已。
（難道傳知行研究所的噩夢都源於郭玉閃救盲眼律師陳光誠嗎／取自新公民運動）
通常認為，傳知行命運多舛，根子在當初郭玉閃救陳光誠，今天當局終於老賬新賬一起算。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就算沒有救陳光誠這筆老賬，傳知行今天也在劫難逃。受迫害妄想綁架的維穩，敏感和多疑已到極致。連老百姓上個訪、舉個牌、散個步甚至只是網上發個帖，都上綱上線到所謂「顏色革命」的高度，都往往緹騎四出如臨大敵，何況以民間立場為安身立命之所而且風生水起的傳知行？傳知行的結局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其實再正常不過。
這一切都是反法治的。法治的鮮明特點，即是法律的穩定性或者說人們對於法律的可信賴性和可預期性。受迫害妄想症恰恰不可以常理推度，不可信賴不可預期。新青年學會諸君不懂政治鬥爭的殘酷固然無法避禍，傳知行諸君懂而不能避禍，道理就在這裡。懂而不能避禍，其實是更大悲劇，更見證維穩之叵測，更說明免於恐懼之匱乏，更折射國家沉屙之深重。
是病，就得治。終結受迫害妄想症，是國家回歸正常邏輯即回歸法治邏輯的前提，是中國社會回歸正常社會的前提，是中國人回歸正常生活的前提。中國早已跨入多元時代，什麼人都有，什麼聲音都有，但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可以一夜之間顛覆現政權。中國確實很多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它們可能一個比一個嚴重。但畢竟還有緩衝空間，不存在即刻引爆總危機的危險。如果當局不承認這一客觀事實，而始終生活在偏執之中，始終被想像的敵人四麵包圍，像「新青年學會案」和「傳知行案」那樣的折騰就會沒完沒了，最終威脅到每個人。那麼終究會有一天走向反面，「顏色革命」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當局則是這場「顏色革命」的終極搞手，猶如當年梁啟超稱清政府是「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廠」。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本文原載新公民運動，英文版並發《華爾街日報》評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