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記者歐逸文新書《野心時代》獲美國國家書卷獎，他發現今日中國如二十年代的美國，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富創意，有決心再加上新點子，敢打破常規；但制度失衡，潛藏社會失控的隱患。
美國政府於四年前為振興小型商業，特選定每年感恩節後的禮拜六週末為「小商業星期六」（Small Business Satur- day），鼓勵大家當天到小商店購物，為小額資本生意人打氣，商店亦會給顧客打折扣。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小商業星期六」那天，美國總統奧巴馬帶他的兩個女兒，十六歲的莎夏（Sasha）和十三歲的瑪利亞（Malia），父女三人到華府一家很有名的書店買書，書店的店名很有意思﹕「政治與散文」（Politics and Prose），在首都一帶頗有名氣，常會主辦新書發表會。奧巴馬那天在書店和顧客聊天，抱小嬰孩，買了十七本書，其中一本是前《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駐北京特派員歐逸文（Evan Osnos）新近出版的《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這本書剛獲得今年美國國家書卷獎（National Book Award）的非小說類獎，這個獎和普立茲獎被認為是出版界的兩項最高榮譽。
今年三十七歲的歐逸文出身於報人兼出版人世家，他的父親彼得．歐斯諾斯（Peter Osnos）在《華盛頓郵報》做過二十多年的記者，曾任駐莫斯科和倫敦特派員，退休後創辦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s）出版公司，並常在《大西洋》、《新共和》及《外交事務》等刊物撰文。歐逸文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於倫敦，當時他的父母親從莫斯科到倫敦旅遊。歐逸文從小就喜歡舞文弄墨，上大學後對中國事務產生極大興趣。一九九八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哈佛，主修政治學。一九九六年，他曾到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當半年交換生。他平時常下功夫勤學中文。大學畢業後，歐逸文師法其父，投身新聞界，一九九九年加入《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當市政記者，後升為全國新聞和海外特派員。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時，他剛好是駐紐約特派員。二零零二年，調至中東，採訪侵伊戰爭，並從埃及、敘利亞、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地發出報道。
歐逸文的最大目標是當駐華特派員，以實現他進一步了解中國、近身觀察中國社會的願望。二零零五年，《芝加哥論壇報》派他到北京，使他如願以償，但在三年後調回美國本土，並參與該報一個調查報道團隊，這個團隊獲得普立茲調查報道獎。二零零八年九月，歐逸文投效《紐約客》雜誌，成為該雜誌繼何偉（Peter Hessler）之後的駐北京特派員。目前中美兩國愛讀書的知識人都在比較何偉與歐逸文誰寫得更好？在北京的演講會中，甚至有人當面問歐逸文這個問題，歐氏謙虛地答道﹕「何偉比我好。」
何偉生於一九六九年，密蘇里州人，父親是社會學家，畢業於普林斯頓和牛津，一九九六年以和平工作團團員身份到四川涪陵教英文。二零零零年至零七年擔任《紐約客》首任駐北京特派員，曾出版三本暢銷書﹕《消失中的江城》（River Town）、《甲骨》（Oracle Bones）和《尋路中國》（Country Driving），這三書被出版界稱為何偉的「中國三部曲」。何偉曾於二零一一年獲得麥克阿瑟天才獎，獎金多達五十萬美元，這也許是何偉未能得到國家書卷獎或普立茲獎的最大慰藉。何偉和他的華裔妻子現住埃及開羅，繼續為《紐約客》寫稿。
何偉和歐逸文的基本不同是，何偉像個作家，歐逸文則是個記者。這兩個一流寫手在中國亦擁有廣大讀者，被稱為「非小說類的雙胞胎」。《紐約時報》認為﹕「歐逸文與何偉是一顆樹上結出的兩個迥異的果實﹕如果說何的敘述更個人化，精於探究內心；歐則更具記者的全局掌控力，他擅長將講述對象放置在廣闊背景中，勾勒出複雜的中國全景。」
二零零八年九月，長相俊秀的歐逸文（北京讀書界稱他為「帥哥小歐」）正式接下何偉的棒子，直至二零一三年返美。二零一四年三月曾回到北京參加一項文學活動，歐氏和他的妻子莎拉貝絲．柏曼（Sarabeth Berman）曾在北京國子監附近租了一個小四合院。他說他在二零零五年搬到中國後，就感覺到一股「熱」潮，他說﹕「不論我在中國探究任何文化現象或某個出名的人，我總是聽朋友用『熱』這個字眼來形容他們。如『博客熱』、『奧運會熱』等。另一個引起我興趣的是『個人主義』。」觀察敏銳的歐逸文表示，雖然中國人並不喜歡「個人主義」這個詞，他們認為是「自私」，但他強調新中國就是因為有這些有個性、有能力、又能實現自己理想的個人，而使整個國家不一樣。歐氏說﹕「他們在某一領域獨當一面，不可或缺，富有創意，很有潛力或者大權在握。我發現許多人開始追求個性，追逐自我價值的實現，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歐氏又說，他認為「個人主義」在中國的確存在並且非常重要，但這個詞彙在中國仍令人不太自在舒服。
從「熱」、「個人主義」這兩種社會現象，歐逸文開始對「野心」這個字眼感到興趣。他在接受《紐時》訪問時說﹕「野心的用法在中國也經歷了一些轉變，二十年前，假使我們說某人有野心，那是對這個人的冒犯；但如今，野心成了必需，如果你沒有野心，那你就落後了。而在『熱』和『個人主義』背後，正是『野心』在驅動。」因此，歐逸文從觀察時代脈動的眼光搜尋一些足以說明（或詮釋）新中國在「野心時代」的特色。
他採訪了幾個代表人物﹕一九七九年從金門泅水到廈門投奔共軍的台灣軍官林正義（後改名林毅夫），歐氏於二零一零年認識林毅夫，訪談五、六次，二零一三年七月甚至還跑到金門體會當年國共對峙的況味。歐氏亦採訪了瘋狂學英語的李陽、作家賈樟柯、玖龍紙業創辦人張茵、復旦大學「憤青」唐杰、從農民白手起家創建大型交友網絡「世紀佳緣」的龔海燕、作家韓寒、《新世紀週刊》總編輯胡舒立和林谷等人。他深度報道了「鐵老大」（鐵道部長）劉志軍的垮台，他跑到廣東佛山採訪二零一一年被兩輛車壓死而被十八個路過者漠視的小悅悅事件，他跟隨中國旅行團到巴黎，親看中國人如何逛花都、如何消費、如何在法國「表現自己」。
歐逸文在為《紐約客》撰文期間，亦在博客上開闢「中國來鴻」（Letters from China）專欄。他說每一篇報道都要花二、三個月時間準備（有些甚至要半年），至少採訪五、六十個人。每期銷路百萬本的《紐約客》創刊於一九二五年，是一本高水準的讀物，現任總編輯猶太裔的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於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熟諳俄文，曾任《華盛頓郵報》駐莫斯科特派員，曾以《列寧的墳墓》一書獲普立茲獎，是個上乘的總編輯。《紐約客》有個著名的查核組（fact- check），擁有二、三十個查核員，查對作者所寫的是否符合事實。為了何偉和歐逸文的中國報道，《紐約客》聘了兩個懂中文（有一個懂廣東話）的查核員。歐氏返美後，出任《紐約客》駐華府第二特派員，曾寫過一篇深度專訪副總統拜登的長文。《紐約客》首席駐華府特派員是瑞安．李札（Ryan Lizza），他也是《新共和》的特約撰述。
歐氏說他人在美國，最想念的是「北京餃子」，他說他的「血管流著中國的血液」。歐氏又說他在哈佛時選了一門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開設的「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政治」課，使他大為著迷，從此與當代中國結下不解之緣。他說馬若德是學者，也是記者和文史專家，開導了歐逸文「如何在歷史和政治的邏輯框架下?述中國的故事」。歐氏最遺憾的是，中國內地讀者將看不到他的簡體字版《野心時代》，因中國出版單位堅持刪節，歐氏峻拒。
歐逸文認為現在的中國很像二十世紀初年的美國，是個「什麼事都有可能的時代」。他說，一九二零年代的美國是個「爵士時代」，也是「大亨蓋茨比的時代」（The Age of Great Gatsby），處處隱藏著可能性，一個來自北達科他州小鎮的青年可以在大城市成為大亨，只要有決心，再加上一點「不守規矩」，就可以成功。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那個時代美國建起了摩天大樓、全國性鐵路、徵收所得稅……只要你敢打破規矩或遊戲規則，你就能飛黃騰達。這種可能性正是此刻中國與當時美國的相似之處。
歐氏強調，激動人心的背後卻也隱藏著社會系統逐漸失控，因一小部分人精於鑽漏洞以從中牟利。歐氏表示﹕「中國經常讓我擔憂的一點是，制度在金錢、政治和權力之間失衡了。如果制度合理，就會迅速回應社會壓力並作出調整；反之，不合理的制度設計導致反應遲鈍，滋生不滿和怨恨，最終會演變為混亂無序。」歐氏說，中國在活力四射及經濟奇蹟的「鍍金時代」中，卻缺乏精神支柱，中國人的靈魂有點空洞，而使得這個國家的未來變得難以捉摸，甚至令人憂心。
歐逸文以英華之年、銳利的眼光和深入的洞察力，把他在中國大陸八年的親身體驗與接觸，譜成生動而又發人深省的《野心時代》。這是想了解當代中國的一部不可或缺的好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