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對民主的強烈訴求在70年後於北京再次燃起。1989年的「八九民運」，中國人民再次強烈要求民主。這種民主的聲音到25年後，由香港的「雨傘運動」接棒。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持續了79天，雨傘運動中舉行以電子投票選取普選方案，主辦方稱有79.8萬人參與，整座城都被捲入其中。陳健民教授指出香港民主的追求，與中國民主化脫離不了關係。

滿清末年，1854年，在滿清政府的支持下，容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留學生，前往美國，先後在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回國後對留學政策建樹良多。1864年滿清政府派遣了水師學員到英國皇家海軍學院（RoyalNavalCollege）學習海軍技術，他們對中國海軍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為中國海軍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1872年到1875年，在容閎、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支持下，滿清政府先後派出四批共120名「大清留美幼童」赴美國留學，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批官派留學生。日後對中國的各行各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人的留學熱潮從此打開。

首位獲得數學界最高殊榮菲爾茲獎（FieldsMedal）的華人學者丘成桐（Shing-TungYau），此前在中國大陸一場演講語出驚人，指「中國數學水平與美國相差80年」，引起學界和媒體熱議。近期，台灣2大知名史學家汪榮祖與徐泓在一場座談會上，不約而同論及中國人文科學為何趕不上西方的原因，兩人的答案都共同指向了五四運動以來的「全盤西化」，使得中國在相關領域的研究永遠跟在西方後面走，缺乏民族自信。

五四運動105周年之際，曾在1970年代參與海內外「保釣運動」的多位「老保釣」，於美國時間5月4日、台灣時間5月5日，透過線上方式集結，宣布成立「保釣促統聯合會」。該會發表成立宣言，呼籲台灣不是中國崛起之路的絆腳石，台灣不是霸權主義扼制封殺中國的鎖鏈；台灣更不能墜入霸權主義精心設置的戰爭陷阱，萬劫不復

多年來，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SecurityConference，簡稱慕安會）向來以相對中立、參與廣泛，與抽象又不乏洞見的大會主題著稱。比如2017年川普上任後，大會主題是「後真相、後西方、後秩序」(Post-Truth,Post-West,Post-Order)；2018年會議籠罩在美俄不信任的高峰，主題是「深淵邊緣或懸崖勒馬？」(TotheBrinkandBack?)2019年美中貿易戰火熱，國際秩序似乎瀕臨粉碎，大會主題變成「誰來收拾殘局？」(WhowillPickupthePieces?)2020年新冠疫情剛爆發，各國更是一片紛亂，西方集團也焦頭爛額，主題變成一個新造字：「西方性缺位」(Westlessness)。

前記：本文是我為二○一九年五月三日中華文化總會「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反思」圓桌論壇所準備的講稿，收入本書，內容稍有修訂。這場論壇播放了余英時老師的錄影談話，我則發表現場談話，這是我和余老師最後一次「同台」，很值得紀念。

台大前校長管中閔今年初正式卸任後，頻發文回憶掀起台灣高教史空前風暴的2018年台大校長遴選事件，由管中閔與作家楊渡合寫的《大學的脊梁：台大校長遴選事件與管中閔心情記事》於今（13）日舉行新書發表會，行政院前院長江宜樺、陳冲、台大前校長李嗣涔等人皆到場參與。李嗣涔強調，卡管案是台大人一定要讀的歷史，要知道學術自由是抗爭來的，而不是政府給予。

前台大校長管中閔卸任後近日陸續在臉書發文回憶「卡管案」，他昨（6）日在臉書提到2018年適逢五四運動99周年，校內師生也在5月4日發起「新五四運動」。管中閔當時呼籲總統蔡英文在就職兩周年前，設法弭平這場政治風暴。至於「要不要做，怎麼做，就在總統的一念之間」。他說，這次事件之所以走入僵局，當然是因為教育部後面的政治力量；而這股力量的總舵手是誰，大家心知肚明。

台灣由於受到世界一般觀念的影響，很久以來便有重科技而輕人文的明顯傾向。一般來說，自然科學已成為基本模式，人文研究必須跟隨自然科學，亦步亦趨。

1949年後許多中國大陸一流學人流亡到台灣，對台灣更是重要，記得1952年胡適到台大演講，恭維台大文學院人才濟濟，為以往大陸上文學院所少見。這正是因為當時許多第一流文、史、哲學人流亡到了台灣。以貴校政治大學而言，也是如此。如陳大齊先生，他是北京大學最早研究邏輯的學者；王雲五先生也曾在政大培養出許多人才。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從強烈的危機、瓦解、受鄙視氣氛下走出，極渴望破舊立新，重新開始，東山再起。中國歷任政府，乃至軍閥，都想要有某種革命性鉅變。許多書籍文章探索可能的革命之路，把拒斥革命者扣上「反革命分子」之名。文藝作品經常在傳揚革命觀。企業為了國民革命而販賣國貨。「革命」一詞含糊不定，對不同的人來說，意味著不同的事物。因此，對革命的渴求無可避免導致不同革命路線之間關係緊張。中國社會裡以正確革命道路為主題的辯論，加深政治分歧，撕裂社會，即使外患當頭時亦然。

2001年，首屆獨立影像節以「民間獨立電影」為題在北京電影學院開幕，主辦方是實踐社和《南方周末》。這是第一個由非官方團體組織的公開電影活動，代表1989年之後出現的另類空間和公眾開始走向體制化。這些空間起初出現在藝術村、鬆散的電影俱樂部或協會（如北京的實踐社、南京的後窗放映）。《南方周末》發表了評論人和策展人羊子撰寫的〈民間的含義〉，算是這一事件的某種宣言。他回擊劇情片單元的作品其實與北京電影學院有關而只是「偽民間」的說法，與其透過體制的方式定義民間，他以個人表述的形式來說明這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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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的知識思想浪潮，從發生的中心點北京，一路擴散到中國偏遠的內陸省分，青年毛澤東的經歷可以說明此一過程。日後領導中國共產黨達四十餘年的毛，此時還是個靠自學獲取知識的中學畢業生，他寫過幾本內容激進的小冊子，在湖南省會長沙經營一間小書店。根據現存於世的書店銷售紀錄，在1920年的四十天期間，書店賣出三十本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Russell）的《政治哲學》（PoliticalIdeals）、五部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Dewey）的演說集、三十本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克魯泡特金（Kropatkin）的文集、五本《愛的成年式》（TheComingofAgeofLove）、十本達爾文（Darwin）的《物種起源》（OriginofSpecies）、數十冊關於俄國革命與科學方法論的研究集、超過四十部胡適以白話文撰寫的《嘗試集》（胡適是北大教授，也是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最後是165本「五四運動」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銷售上述這些書籍共獲利三十五元；淨利是虧損的，不過書店的五名員工都沒有支領薪水。

儘管清朝覆亡時政治局面動盪不安，整個國家還是處在一種相對繁榮的狀態。少了清廷官僚的桎梏，新的貿易商業活動頻繁昌盛。自晚清開始的鐵路修築計畫現在持續進行，即便這些計畫有外國投資參與其中，中國的企業家仍然因此獲得新的機會，得以低廉而快速的大量運送貨物和原料。生意人很快就從美孚洋行（StandardOil，或譯為標準石油）或英美菸草公司（BritishAmericanTabaccoCompany）這樣的公司行號學會西式的廣告技巧與促銷手法。廣泛銷售的進口煤油和石油，再加上國外資金投注興建的發電廠，都是新穎且具備擴充廠房潛力的能源。

傅斯年(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著名歷史學家、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者。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有「傅大砲」、「大胖子」等別稱。

中國「五四運動」101周年之際，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在華盛頓以流利中文發表演講，告誡北京壓制自由會導致民意反撲，中國並非不適合民主，台灣即是華人建立自由民主社會的最佳例證。他強調，雖然中國知識分子提倡了一個世紀的民主，始終沒有如願，但現在繼承「五四」精神的人──武漢「吹哨人」李文亮等具有公民意識的中國公民，是喚醒被中共審查下中國人道德勇氣的關鍵。

最近電影《南山的部長們》在台灣上映，讓南韓前總統朴槿惠之父，大獨裁者朴正熙的故事又再度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朴正熙與蔣中正同為冷戰時代的亞洲反共領袖，而且還都是一邊推行威權統治，一邊將貧困的南韓和台灣帶上經濟起飛的亞洲四小龍之路。為此兩人各有大量的擁護者與反對者，在台灣與南韓的歷史地位至今仍處於高度爭議的狀態之中。

卡達的電信業者歐蕾朵（Ooredoo）搶到世界的頭香，於2018年6月14日推出國際電信聯盟3GPP認定的第一個國際5G標準。卡達的創新心法：「只做唯一，不爭其他」（OnlyOneratherthanNo.One,nevermindNo.TwoorMeToo.）值得借鏡。大家都認定2019年是5G元年，得5G者得天下；全球「5G」世代的商戰即將提早開打，南韓首爾可能是全球第一個5G商用地區（2018年12月1日）。

百年前的上個世紀初中國開啟了五四運動，確立了政治路線反殖民和學習路線反傳統兩路徑，全面激發了民眾國族思想也間接對中國文化產生重大衝擊，百年間的潛移默化及在特定意識的曲解下，對台灣的影響就是現今所見到的「去中國化」效應。台灣早在西元2000年後，中國文化元素就被特定立場和有心人士（國、民兩黨的執政者皆然），有階段、目的和系統性的淡化、抽離，而甘於被殖民的外來文化一方面替代不及一方面又消化不良，無法揮發因內化而附著生成的自然底蘊，影響所及加速了國人思維的淺碟化和片狀化，語言使用也見日漸生硬和粗鄙，人文精神不振令人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