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仲敬  

實際上那是把年齡弄錯了，把本來應該在兒童時期搞的一些基本記憶力訓練放到成年時期以後。無論在哪個地方，成年以後的教育大多數不僅是浪費性的，而且還是有害的。

早戀是一種實習，你一開始就不跟異性打交道的話，將來是不可能學會得體的舉止的。任何事情，哪怕是騎自行車，都要經過實習的，實習的過程中間總要摔N次的。你如果事事管理，定一個很高的標準，定一個毛毛蟲必須像蝴蝶一樣的標準，要不然就不能讓它出殼，那樣的話它就永遠出不了殼了。

唯一可靠的養生祕訣就是要善於投胎。如果你投胎投到了正確的家庭上面，那其他方面你就不用太操心了；如果你很不幸的，投到一個祖祖輩輩都是五十歲左右患癌症的家庭的話，那基本上就沒有什麼能起作用的健身方式。

陶淵明公之述懷，溫柔其表、沉靜其質。殆其心知滄桑靡常、人心惟危，然不常之變終不能奪不變之常。故而不怨天、不尤人，無咎無悔。桑園之為桑園，原為吞江臨流、揚帆巨海而設；但問耕耘、不問收穫，縱曰得仁、不外初衷。九州板蕩、洪流潰決，私智小術烏足為恃？巧偽之徒避居高原，閉關自雄，一若智不可及；實則不過延誤數十年，坐待洪峰叩門而已。昔者憚於偕信友、守正統、著先鞭、循浩蕩主流、據形勝之地；今則唯有召游寇、取偏鋒、步後塵、逆流搶灘、行險僥倖、求殘破之局而已。往者雖已矣，來者尚可追；祛諉過之文、絕飾非之智，乃有《民國紀事本末》。所謂紀事本末者，洗盡深文周納、僅存時序紀事也。是為序，並賦詩一首，和陶公而志之。

中國河南鄭州水患成災，截至22日為止共造成33人罹難、8人失聯。旅居美國的中國獨立學者劉仲敬接受「亞洲很想聊」節目專訪分析，專制國家各部門彼此像是獨立王國，相互不能溝通，一切信息都會等到最高層決策，資源不能有效運用，使整個社會癱瘓。

曹彬下江南是中古時期以揚州為中心的國際化程度很高的江淮社會的末日。它本身是涉及到整個東亞和東南亞歷史漩渦的巨大歷史進程的一部分，並不僅僅是南唐和北宋之間的事情。首先，契丹人對燕雲的征服使得內亞路線決定性地移向了東北亞，使得由宋人繼承的沙陀殖民政權在東亞的統治陷入孤立狀態，他們從此就遠離了最主要的內亞交通線，因此鮮卑人的唐帝國統治時期揚州能夠西接內亞、東接東南亞的基本條件從此就不復存在了；另一方面則是南唐自身的問題，南唐自己變成了「南唐」，實際上就是注定了自我毀滅的命運。

北齊被北周滅亡以後，當吳明徹在下一次北伐從淮南出兵進攻徐州、兵抵彭城的時候，北周軍切斷了吳明徹屯兵彭城城下的這支主力軍的後路，使得吳明徹的後路被斷絕，從前後兩個方向同時遭到攻擊，導致他的大軍全軍覆沒。淮南也在之後的戰爭中歸入北周。而吳明徹的軍隊在投降以後被隋人安置在今天寧夏河套一帶，因此河套一帶當時一度號稱小江南。但是隨著接下來的幾波蠻族入侵和蠻族遷徙，他們很快就淹沒在內亞人口當中。他們造成的一個後果就是，在今天寧夏的所謂回族人口當中，有很多按基因來算的話，非但不是內亞人，反而是江南人。據說，在清末的回變過程當中給清軍和左宗棠非常沉重打擊的馬化龍一家，他們按照基因測試的結果其實是江南人。他們很可能就是吳明徹這一批被流放者的後代。當然，這和淮南就沒有關係了。

中古時期是伊朗文化向遠東傳播的高峰期。東抵揚州、洪都（也就是南昌）一線，都是伊朗文化傳播的前線。南朝的首都建康所在地，就等於變成了伊朗文化和東南亞文化的最前線。這時，只有佛教才能夠發揮溝通2線的作用，溝通吳頭楚尾、長江上下游、伊朗文化和東南亞文化這兩種因素。

吳越在秦漢帝國時期就是這樣3分的。當然，每一次天下大亂，例如建武年間，光武帝劉秀打天下的時候，山越又像是在秦二世和項羽的時代一樣從容不迫地下山來搶劫了。然後漢光武平定了局勢以後，原來郡縣吳越、山越和東海外越3分天下的局勢又恢復了，直到東漢帝國的統治再度陷入崩潰。在東漢時期，秦和西漢所留下來的那套吏治國家的機器漸漸衰退。秦漢帝國，也就是秦始皇刻石立碑所主張的那種由吏治國家強勢管治的小家庭，漸漸地被西漢末年開始興起、到東漢中葉成為主流的儒學大家族所取代，這些大家族開始取代郡縣的權力。

尼泊爾和不丹都是像歷史上的匈牙利邦國那樣，本身是地方性邦國而不是超級帝國，沒有帝國的野心，但是它自身之內也有多族群，因此很難建立起近代民族國家，同時它自身也受到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帝國繼承人的保護、沒有完整的外交權利的邦國；而西藏人、門巴人、廓爾喀人、泰米爾人這樣的歷史族群，則變成沒有國家的族群。

美國總統大選即將攤牌，歷史作家劉仲敬，觀察中美關係惡化之後，國際情勢可能的變化，並深入分析中國內部形勢與習近平政權的未來發展。習近平將會消滅反對派、更加大權在握？還是有被推翻的可能性？再者，如果中美之間爆發戰爭，夾於兩強之間的台灣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戰場所在地？為什麼中國無論如何都會攻打台灣？還有中國與印度未來的衝突為什麼必然發生？訪談由年代向錢看主持人陳凝觀主持，八旗文化紀錄整理，授權轉載。

弔詭的是，假如維吾爾人像塔吉克人從俄羅斯和蘇聯獲得獨立一樣從大清帝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獨立，那麼塔吉克人可能會更吃虧，因為我們假設的這個維吾爾國家跟已經存在的塔吉克斯坦國家、假定可能存在的完整主權的不丹國家一樣，它的領土更小一些，利益更單純一些，更承受不起損失。一個假定的維吾爾國家很可能會覺得，帕米爾山谷對它的安全是非常有必要的，損失這塊領土對它來說是承受不起的。但是，損失這塊領土對於大清帝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是承受得起的、也不在乎的。大清帝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利益不是在於在塔吉克斯坦邊境多得或者少得一塊領土，而是要防止維吾爾人和西藏人從大清帝國的歷史遺產中間獨立出去。因此，如果塔吉克人和俄羅斯帝國或蘇聯願意幫助大清帝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壓制維吾爾人的獨立運動的話，實際上這些帝國繼承人都會比較願意在領土上做出讓步。而維吾爾人如果獲得獨立，它在領土問題上就會寸步不讓。

中國和印度之間達成過一系列相當於君子協定的外交斡旋，這些外交斡旋的性質類似於一九三○年代，日本和俄國在滿洲問題上達成的交換性協議：中國承認印度對錫金的主權，而印度則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這件事情其實也是清末以來，大清帝國企圖用民族國家的外交邏輯來解決內亞邊疆問題的長期進程的一環，這不是個一刀切的過程。清帝國在早期跟英國人發生交涉的時候，並不能夠明確區別像西藏這樣的領地和像緬甸這樣的藩屬國之間到底有什麼區別。清朝的主管官員經常是出於怕事或者省事的目的，對像拉達克(Ladakh)或者是像尼泊爾之類的事務不加干涉。在尼泊爾跟英國人發生衝突的時候，嘉慶皇帝和他的繼承者都一直主張，夷人和夷人之間發生衝突，這跟我們沒有關係，我們沒有必要多管閒事。把他們的事情放到我們自己的議事日程上面，勞師傷財，這對我們大清來說根本談不上是有利。當地官員如果採取息事寧人的政策，拒絕尼泊爾要求清朝干預的圖謀，是會得到皇帝獎賞的。

近代的民族國家在企圖建立的過程中間，為了確定它自己對邊界的所有權，通常都會把歷史上的封建關係解釋成為自己的絕對統治權，但這一點通常得不到鄰國之間的認可。最後，像歐洲，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也好，波蘭的加利西亞(Galicia)邊境和西里西亞(Silesia)邊境也好，都是經過幾百年的戰爭和外交才穩定下來，達成所有各方都能同意的解決方法。而不丹、錫金和西藏這方面的問題就是，亞洲歷史的發展比歐洲更晚。西發利亞體系在十七世紀的歐洲開始確定，到凡爾賽條約，一九一九年的時候，就已經完全確立；而在亞洲，是在清朝末年的時候才剛剛開始引進。因此，西藏本身、尼泊爾、不丹和錫金之間的封建權利，應該怎樣轉變為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就成為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今天我們談論的主題是中印的邊境衝突。在這次邊境衝突中，雙方都引用歷史依據來為自己的現實政治訴求提供幫助，但是一般的讀者可能不能理解歷史依據的複雜性，因為不丹這個政治實體和我們現在理解的民族國家是有重大差異的。任何語言本身都具有歧義性，也就是說，一個名詞可以有狹義的解釋，也可以有廣義的解釋，而漢語的模糊性更大，所以「國家」這個詞可以解釋成為一個擁有政治權利的政治實體，也可以解釋成為一個NATION，就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擁有主權、完整領土和明確邊界的國家。按照前一種定義，不丹當然是一個國家，它是一個政治實體；按照後一種定義，不丹其實不是一個NATION，不是一個有明確邊界的民族國家。這就可以說明，為什麼衝突發生在西藏、不丹和錫金三者的交界點上、但卻是印度軍隊出現在這個地方。中國讀者若按照近代以來國民黨和共產黨推廣的那種歷史教育，很可能會以為是印度人侵略不丹，並將不丹當作自己的附庸國來對待，否則為什麼發生衝突時，不是中國軍隊和不丹軍隊出現，卻是印度軍隊和不丹軍隊同時出現？

謝介石（1878-1954，字幼安）是新竹南門人，自幼以神童聞名鄉里。這種人似乎注定會成長為科舉英雄，但《馬關條約》改變了他的命運。

梁啟超（1873-1927）的規劃直接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東亞這片土地的歷史走向。如果認為一九四九年以後種種災難的源頭在於「某種體制的錯」，只是一般水準的歷史理解力；如果認為源頭在於「國民革命」，你的方向沒錯。然而，後來發生的一切，只有一個源頭，就是「中國」這個概念的建構。

孝欽后（慈禧）生活在《紅樓夢》的世界內。幻想總是比現實誇張一點，曹雪芹的包衣家族和江南織造權位沒有小說中榮、寧二府顯赫，非常接近於慈禧父輩如果走運就會達到的地位【註1】。因此，他們幼年耳濡目染形成的認知圖景異常接近。有些人認為這是晚期帝國士大夫的文化氛圍，其實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