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仁華  

今年是六四31周年，德國之聲專訪中國流亡歷史文獻學者吳仁華。他談到在台灣生活兩年後，雖然看見台灣在政治上的需要開始關注六四，總統也接見了中國民運人士，但自己卻在這塊土地上感到意外地陌生。他也提到了對於香港未來的悲觀。

六四天安門事件三十周年，當年中共定性為「動亂」，但之後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一語帶過。「八九六四」至今在中國仍是個無法公開討論的禁忌。

30年前，吳仁華是一位中國政法大學的助理研究員，頂著北京大學文學碩士的頭銜，憑藉著古典文獻專業整理法律古籍整理。這位學院高牆裡的年輕文人，在風起雲湧的1989年也毅然投入了民主運動，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與無數學子、民眾一同靜坐，期盼更加民主的中國早日到來。

有一次王丹和一位朋友到社裡小坐，他對朋友介紹我時戲稱：這位也是中國民運人士。「民運人士」這頂帽子太高，也太沉重，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只以乾笑帶過。我其實只是一個喜歡做書看書的普通人，也貪生怕死，也愛慕虛華。「六四作家」的相關作品，出了幾本之後，覺得到了應緩下來的時候了。常不知到底為誰而做？我想像的讀者應該是台灣人，作為認識中國這個國家的參考，事實不然，讀者反映平淡，秋波不興：而這些書原應該在中國出版，但完全沒有出版的可能，通不過審批，只能在外部發聲。類似的事，早有前例，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齊瓦哥醫生》的出版，作家帕斯傑爾納克寫出之後無法在俄國出版，只好把書稿偷渡出去，在義大利以俄文發行。二十世紀的事，二十一世紀仍在重演。蘇聯果然還是中國的老大哥。今年二月間，接到廖亦武轉介書稿的電郵，作者的名字十分陌生，吳仁華。廖亦武信上理直氣壯地說：你已是彼岸牛鬼蛇神的代理人了。甚麼？我究竟如何一頭栽入這不知清兮濁兮的滄浪之水中？不過，我一邊忍著氣回覆，一邊還是看著書稿。這一看真是不得了，這本《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紀錄》，採取全景式的角度和敘述，超越以往閱讀過的任何個人的六四回憶或見聞，即使廖亦武在《子彈鴉片》中用力捕捉參與者的見證親歷，也僅突出了個人角色和特寫，少了整體觀照，有第一人稱的極致，也有第三人稱的欠缺。吳仁華的這本書稿，真是天外飛來，補足了這個閱讀和理解的缺憾，更重要，也更驚人的是，他把人民解放軍如何兵進天安門，如何展開血腥清場，民眾如何反抗，保護學生，流彈如何傷及無辜，學生如何抵擋，退場機制如何形成，學生領袖在這過程中的應變和決策又為何，以歷史文獻學家的翔實工筆，完整呈現，是所有六四的書寫中，僅見的一本，而且搜掘之廣之深，讓人嘆服。當時還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的吳仁華，在1989年6月3日率領由學生組成的特別糾察隊，進入天安門廣場，經歷整個從這天中午一直到隔天上午十時清場行動結束為止，二十二個小時內所發生的事。這本書以時間為分章，一個鐘點一個鐘點的推進，寫這些時間發生的各種事件。大多數的人以為解放軍的清場行動只在天安門進行，事實上，當坦克車開進北京市區就已煙硝四起，槍聲不絕。中國人民萬萬沒想到號稱「人民」解放軍的國家軍隊，用坦克槍砲清理的對象居然就是人民自己。吳仁華人在廣場，所以周圍的戰事，就只能在事後藉助大量的個人回憶或可見的資料補足，同時也對照官方的說法，更顯現出事實真相的醜陋不堪。官方一手遮天，迄今沒有確實的數據顯示清晨四點，坦克車輾壓的帳篷中到底有多少學生罹難？真正的國家暴力。清場戰事的慘烈，不僅在天安門廣場，廣場周邊的街道，處處血跡斑斑，街道兩旁的樓房的彈孔就是槍砲掃射的不二見證。

當陸軍第27集團軍特遣分隊的軍人端槍衝上來的時候，坐在紀念碑底座臺階下的學生隊伍最前列的，大多是赴京聲援的外地學生，他們在中共當局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上宣佈對北京市部份地區實施戒嚴後堅持不離開北京，表明他們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最堅決的一群人，在天安門廣場堅守到底的呼聲甚至遠勝於北京學生。

陸超琪出生於廣西容縣，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系，一九四九年開始在《人民日報》工作，一九八六年擔任副總編輯，可謂是一個從共產黨隊伍裏脫胎換骨出來的英雄。此時，陸超琪召集了另一位值班副總編輯以及兩位總編室負責人，隔著玻璃牆在他的辦公室開會。

罪惡的槍聲終於打響了，時間是在六月三日晚上十一時左右。當第一陣隱約的槍聲從西長安街方向傳入天安門廣場的時候，人們無不受到強烈的震撼。

六月三日晚上十時，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在緊張氣氛中按照原訂計劃在「民主女神」塑像下舉行開學典禮儀式，宣告正式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張伯笠（北京大學中文系作家班學員）出任校長，項俊（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擔任教務長，並聘請嚴家其、劉賓雁（《人民日報》資深記者、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擔任名譽校長。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時分，「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部份成員在北京大學第二十九號學生宿舍樓第三層某博士研究生的宿舍聚會，研討當前的形勢及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