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的復仇  

一九九○年代攻打伊拉克開始被視為正義之師，美軍若能及時、全力釋出，即發動地面攻擊，它會被認為是對抗歷史與地理的雄兵。理想主義者熱切地高聲呼籲在索馬利亞、海地、盧安達、波士尼亞和科索沃動用武力，但布倫特．史考克羅夫（BrentScowcroft）和亨利．季辛吉等現實主義派則力主節制，而被譴責為鐵石心腸。

中歐在地圖上根本不具真實性。（提摩太．賈頓．艾許直覺到這一點，把自己的文章題目訂為：〈中歐存在嗎？〉）於是乎，地理決定論者出現了，相較於以撒．柏林的溫柔言詞，他們是那麼的嚴厲、陰沉：尤其是愛德華時代代表人物哈福德．麥金德爵士（SirHalfordJ.Mackinder）和他的信徒詹姆斯．費爾格瑞佛（JamesFairgrieve），在他們看來，中歐的概念有「致命的地理瑕疵」。

要恢復我們的地理意識，我們必須先整理好近來歷史上我們最深刻喪失它的那一刻，解釋為什麼喪失地理意識，並且說明它如何影響我們對世界的假設。當然，喪失是逐步的。但是我選定的那一刻，是柏林圍牆塌垮的當下，喪失似乎最尖銳。雖然是人為的邊界，其崩垮應該加強我們對地理及地圖的尊敬──以及這幅地圖可能如何預見鄰近的巴爾幹以及中東的命運──柏林圍牆的消失，使我們對依然分裂我們、等候我們的真正地理障礙視而不見。

讀書與思考要靠緣分，偶有所得也多少碰點運氣。近幾年來，這樣的感受特別深。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史名家卡普蘭（RobertD.Kaplan）的著作《地理的復仇》在二○一二年問世時，筆者曾匆匆地翻閱，卻未能仔細拜讀。五年之後，得知麥田出版社邀得我國文史譯著名家林添貴先生出手翻譯，並請筆者略述心得。非常巧合，這兩年筆者考慮國際議題，越發感覺歷史與地理的因素不僅重要，而且從宏觀的大歷史到微觀的小事件，彷彿繫著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綿延多彩的錦緞，靜靜地散發著致命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