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志峰  

一代史學大師余英時過世，為他生前出版「余英時回憶錄」的允晨文化總編輯廖志峰備感驚訝，他表示，他上週才跟余英時通過電話，閒話家常，消息傳來，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到底鐵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一種浪漫的追尋？

不知怎麼就走上了長安西路，這是通往舊倉庫的路。我很少這樣走過，過去都是騎摩托車快速通過，一路經過新加坡舞廳、馬來亞餐廳，以及海霸王本店，看到了海霸王本店招牌，倉庫也就到了。倉庫位在西寧北路上，在台北市的西北邊塞。

探訪的當天，我從別處趕過去，比預定的時間提前到，尉老師還在整理當中，就先和剛從巴黎回來的任之聊聊。幾個月沒見到任之了，他問我的近況，也問蒙迪安諾的《環城大道》何時要出版？大約明年二月吧，我說。他正在讀一本蒙迪安諾的小說，覺得有代表性，也很迷人，曾極力對我推薦，但不知為何，我就是對《環城大道》情有獨鍾，非得把它出版不可。他還告訴我，他的一個作家朋友就住在蒙迪安諾住家對街的樓上，從他家客廳的窗戶下望，可以看見蒙迪安諾的書房。好小的世界，果然，沒有人是孤島。很好奇蒙迪安諾的書房是何等光景，在書房裡蒙迪安諾又是何等模樣。巴黎，真是有意思的隱者之城。

當年輕人的手指像跳華爾滋舞一樣，一味在手機或iPad上滑動時，臺灣出版家廖志峰心酸地想像：自己出版的紙本書會不會被送進焚化爐，像翩翩蝴蝶一樣在火中紛飛呢？

最近看一部電影，卻勾起過去看電影的回憶：《一個人的武林》。

Nicolas推薦閱讀《巴黎地鐵上的人類學家》，於是跑到捷運中山站的地下街書店買來看，的確是一本知性而迷人的精緻小書。社會學家的雋語喁喁，像是地下鐵行駛時所捲起的風的旁白，行進成了體驗城市人生的旅程。打開書讀到這幾行字時，思緒忍不住開始始湧動：巴黎人就是有這種特權，把地鐵圖當作備忘錄，當作一種記憶的開端，一面袖珍的鏡子，映照青春鳥兒凌空飛過時的影子……。

有一次王丹和一位朋友到社裡小坐，他對朋友介紹我時戲稱：這位也是中國民運人士。「民運人士」這頂帽子太高，也太沉重，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只以乾笑帶過。我其實只是一個喜歡做書看書的普通人，也貪生怕死，也愛慕虛華。「六四作家」的相關作品，出了幾本之後，覺得到了應緩下來的時候了。常不知到底為誰而做？我想像的讀者應該是台灣人，作為認識中國這個國家的參考，事實不然，讀者反映平淡，秋波不興：而這些書原應該在中國出版，但完全沒有出版的可能，通不過審批，只能在外部發聲。類似的事，早有前例，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齊瓦哥醫生》的出版，作家帕斯傑爾納克寫出之後無法在俄國出版，只好把書稿偷渡出去，在義大利以俄文發行。二十世紀的事，二十一世紀仍在重演。蘇聯果然還是中國的老大哥。今年二月間，接到廖亦武轉介書稿的電郵，作者的名字十分陌生，吳仁華。廖亦武信上理直氣壯地說：你已是彼岸牛鬼蛇神的代理人了。甚麼？我究竟如何一頭栽入這不知清兮濁兮的滄浪之水中？不過，我一邊忍著氣回覆，一邊還是看著書稿。這一看真是不得了，這本《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紀錄》，採取全景式的角度和敘述，超越以往閱讀過的任何個人的六四回憶或見聞，即使廖亦武在《子彈鴉片》中用力捕捉參與者的見證親歷，也僅突出了個人角色和特寫，少了整體觀照，有第一人稱的極致，也有第三人稱的欠缺。吳仁華的這本書稿，真是天外飛來，補足了這個閱讀和理解的缺憾，更重要，也更驚人的是，他把人民解放軍如何兵進天安門，如何展開血腥清場，民眾如何反抗，保護學生，流彈如何傷及無辜，學生如何抵擋，退場機制如何形成，學生領袖在這過程中的應變和決策又為何，以歷史文獻學家的翔實工筆，完整呈現，是所有六四的書寫中，僅見的一本，而且搜掘之廣之深，讓人嘆服。當時還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的吳仁華，在1989年6月3日率領由學生組成的特別糾察隊，進入天安門廣場，經歷整個從這天中午一直到隔天上午十時清場行動結束為止，二十二個小時內所發生的事。這本書以時間為分章，一個鐘點一個鐘點的推進，寫這些時間發生的各種事件。大多數的人以為解放軍的清場行動只在天安門進行，事實上，當坦克車開進北京市區就已煙硝四起，槍聲不絕。中國人民萬萬沒想到號稱「人民」解放軍的國家軍隊，用坦克槍砲清理的對象居然就是人民自己。吳仁華人在廣場，所以周圍的戰事，就只能在事後藉助大量的個人回憶或可見的資料補足，同時也對照官方的說法，更顯現出事實真相的醜陋不堪。官方一手遮天，迄今沒有確實的數據顯示清晨四點，坦克車輾壓的帳篷中到底有多少學生罹難？真正的國家暴力。清場戰事的慘烈，不僅在天安門廣場，廣場周邊的街道，處處血跡斑斑，街道兩旁的樓房的彈孔就是槍砲掃射的不二見證。

2009年真是奇特的一年，我先是認識了因「六‧四」受刑的廖亦武，然後又在同年的十月，出版了在天安門廣場發起「六‧二」絕食的劉曉波文集《大國沉淪》。這一年，中共建國六十年。我對劉曉波其實很陌生，從頭到尾都沒有直接聯繫。介紹這本書稿給我的是中國作家余杰，他受劉曉波之妻劉霞所託，代為編輯、整理，尋求出版和繼續發聲，出版時，劉曉波早因起草「零八憲章」於2008年遭捕，身陷囹圄。這本書安靜地出版了，沒有漣漪，直到2010年10月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公布，劉曉波的名字才又進入到公眾的視野。1989年6月2日，劉曉波等四君子在天安門發起絕食抗議，將已持續一月餘的天安門學生抗議運動帶入新一波的高潮，而同時人民解放軍的部隊也開始集結，會師北京；他和侯德建等在清場行動開始時成功地說服學生退出廣場，卻又在稍後的時日接受央視的訪問時說，未見中共軍隊在天安門廣場上殺人，持這種說法的，還有侯德建……，他後來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表述這段心跡。

2009年的秋天，在懶散的晨光中，突然接到企業家陳宏正董事長的電話，馬上正襟危坐起來。陳董事長長期默默地進行文化學術的贊助事業，支持民主運動，是讓人衷心敬佩的長者。他說，王丹寫了一些政治評論的文章，想要結集出書，問我有沒有興趣？我一口便答應了，於是開始和王丹的聯繫。

如果從2007年算起，和李劼相識已七年餘了，我們第一次的見面，約在紐約中央車站——後來知道是錯誤的決定。在紐約，那是我唯一找得到的地標，李劼神秘的隱居地並未透露給我。約定的時間到了，還沒見到人，我趕快打電話向遠在康州的康正果求救，終於在３８街的街角見上面，兩人談得很愉快。他少見的純真，不世故，一任天然，深深觸動了我︰竟有這樣的人！從那年起，我幾乎每年幫他出一本書。李劼本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的教授，他的文化評論，天才勃發，氣魄宏大，被喻為彼時中國思想界的野馬。他的小說創作《麗娃河》，更風靡無數青年讀者，是他人生的顛峰時期。但在1989年那場翻天覆地的大學潮後，一切都不一樣了。關了九個月後，他回到校園，遭到校方冰凍，沒有課可以教，後來，接到一封海外學術研討會的邀請函，他飛出了國門，從此回鄉路遙。

我接觸的六四作家中，受刑最慘的，應是廖亦武，但廖亦武其實遠離天安門十萬八千里之遙，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深夜，他製作長詩〈大屠殺〉配樂錄音帶，一九九0年三月又籌拍詩歌電影《安魂》，風聲走漏，旋即被捕入獄。他被關在遠離國際媒體關注的重慶監獄，他的獄友都是重刑犯，在這裡，政治犯沒有特別區隔。

流亡海外的中國作家來信說，六四已經二十五週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