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懷宇  

1946年之前，余先生所受的傳統教育與他的前輩並無太大差別，現代知識則幾乎是一片空白，「僅僅學會了26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故事至此，卻沒有按照常人的推理前行。余先生到了北平，別有新天地。我問不出他那時候讀英文的訣竅，只知道是「苦學」！幸虧那是「非常時期」，沒有像今天「正常時期」這樣要求數、理、化樣樣都學。像張充和當年用「張旋」的假名報考北京大學，結果數學得了0分，國文得了滿分，考試委員會經過爭論後錄取了她，今天會有這樣的事情嗎？余先生那時也考過幾個大學，1949年秋季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2年級，正式讀了1個學期。細讀余先生為《一滴淚》作的序〈「國家不幸詩家幸」〉，可見他在燕京大學的時間雖短，卻有難以忘卻的感情。

2007年深秋，我到了美國1天之後，便前往普林斯頓和余英時先生暢談。暫別時，余師母陳淑平訂了計程車送我：「英時和你一起去火車站，一路上你們還可以多說一會兒話。」話長路短，到了車站，余先生還是不放心，看到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問清他也是坐往耶魯大學方向的同一列火車，余先生就讓我等會跟著年輕人上車，這才握手道別。幾分鐘之後，余先生又回到車站，叮囑我：「路上有很多站，一定要問清楚，不能那個年輕人在哪裡下車就跟著下了。」

二○○七年秋天，我赴美時，曾兩度到夏志清先生家訪問。夏先生的道德文章，可圈可點之處甚多。其人，在我眼裡是「老頑童」。其文，《中國現代小說史》和《中國古典小說》， 足可傳世。這兩部鉅著之外，夏先生還寫過許多散文，精華已收入《感時憂國》一書。白先勇在《感時憂國》的序中說：「夏先生雖然飽受西洋文化的洗禮，事實上他為人處世，還是地地道道中國人的那一套：重人情、講義氣、熱心腸、好助人。」此言在《感時憂國》的 文章中可得明證。

《仰不愧天》是一部文武父子的傳奇。一九五○年十二月，臺南鄭成功祠原址重修天壇，白崇禧在匾額題下「仰不愧天」。白崇禧之子白先勇說：「這四個字用在父親身上，也十分允當。」白先勇自從一九九四年退休，便著手搜集資料，訪問有關人士，預備替父親寫傳，呈現父親真實的一生。在《仰不愧天》一書，白先勇追尋父親足跡，自述文學因緣。

我早在讀書時代就熟讀金庸小說。後來機緣巧合，我在母校的石景宜贈書室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瀏覽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九六年的《明報月刊》，這是由金庸創辦的學術文化雜誌，主編胡菊人、董橋、潘耀明都是文化界響噹噹的人物。這些年，閒來無聊時，金庸小說是我消磨時光的最佳讀物，一讀再讀，總覺妙趣橫生。算起來，我是一個「金迷」，可是，金庸晚年的一些作為，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心生當面求教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