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罪判決  

因為現任總統尹錫悅（YoonSukYeol）遭國會和憲法法院彈劾罷免確定，其總統職位即刻被剝奪，讓本應在2027年才舉行大選的南韓，被迫依法提前在6月3日進行補選。目前獲得最高民調支持度的候選人，就是尹前次大選的對手、共同民主黨黨代表（黨魁）李在明（LeeJae-myung），預計他將對上前國務總理、現任代理總統韓悳洙（HanDuck-soo）。

台北市一名女子先前指控跟另一名程姓男子前往KTV歡唱後遭對方性侵，未料此後更崩潰輕生；程男否認犯罪，但仍被檢方依「強制性交致被害人羞忿自殺罪」起訴。不過，此案經台北地院審理後，因證據不足，最終判決無罪，全案可上訴。

俗話說「親兄弟，明算帳」，平常看起來和樂融融的一家人，碰上父母過世要分遺產時，也可能爭執不休、對簿公堂；更何況如果家門不幸，遇上從未盡扶養義務好好照顧父母，或甚至斷絕親子關係而離家出走的兄弟姊妹，他們還可以回來繼承遺產嗎？

針對今(20)日台北地方法院對永豐金租賃之子公司GrandCapital公司承作三寶集團融資案，一審判決部分同仁無罪、部分同仁有罪，永豐金租賃今(20)晚發出新聞稿表示，支持被判有罪的同仁捍衛清白，再上訴爭取無罪判決。

今年初立委選舉，雲林縣元長鄉五塊村長蔡龍烟被控涉嫌幫候選人張嘉郡買票，而後雲林地院、台南高院分別判無罪、上訴駁回。對此，張嘉郡日前在臉書表示，據刑事判決書來看，整起事件不僅無關賄選，反而是員警唆使作偽證栽贓，「這已不是用誇張所能形容的」，讓她感嘆「傷害已經造成，遲來的正義，永遠讓抹黑造謠的人得利。」

今年4月15日，殺害小燈泡的王景玉（患思覺失調症）無期徒刑定讞；4月29日，殺害台中牙醫的賴男（患思覺失調症）二審判無期徒刑；4月30日，殺害嘉義鐵路警察的鄭男（患思覺失調症）一審獲判無罪（併強制就醫五年）。這一連串思覺失調症患者犯罪的判決，似乎未能符合國人的「期待」，引起全國輿論激憤。有人怪恐龍法官，更有人把矛頭指向精神病人，如指責「精障成殺人免死金牌」，法務部長蔡清祥更說，「不會讓犯罪者以精神障礙為藉口逃避刑事責任」。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今年3月破天荒為死囚鄭性澤聲請再審，台中高分院12日開庭，傳訊鄭性澤出庭，創下死刑案件再審裁定准駁前，傳訊被告開庭首例。這也是鄭性澤距民國94年10月開庭，11年來首度離開台中看守所，如果法官裁定再審，律師團表示有信心能獲得無罪判決。

「法律是一門非常專業的學科，法律人的職業也很容易產生權威性格，而流於專斷。愈擁有別人不懂的專業，愈須謙虛；愈掌有令人敬畏的公權力，愈須謹慎。」─許宗力〈青年法律人的一封信愈掌有令人敬畏的公權力，愈須謹慎〉

頂新劣油案一審判被告魏應充等6人無罪，國民黨立法院黨團28日下午召開記者會，表達強烈不滿。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賴士葆直批，法官根本就是「外太空法官」，完全和人間脫節，他將推動觀審制、陪審制或參審制，讓庶民參與審判。

我國法界的稱呼，「司法官」是個可疑的名詞，所指涉的範圍比「法官」一詞為廣，也就是「法官」與「檢察官」的合稱，這個詞彙原是出自於檢察官也是法官的誤解，也繼續在不知不覺中製造了「檢察官與法官一樣，都是司法官」的一般印象。將兩者合稱為「司法官」而不察其間的差異，與對包青天行政兼理審判篤信不疑，以致於不能區別兩者性質有別的社會傳統頗有關係。

無罪判決，檢方或自訴人可以上訴嗎？刑事訴訟法規定說是當然可以。是個值得質疑此中的憲法正當性，卻又為我國法界長期習焉不察其中是非的盲點與問題，為什麼呢？我國是一個正當法律程序意識薄弱的國家，這當然會被視為法系傳統與社會文化使然，但卻不該成為誤用正義原則的藉口。有些重要的程序法規則，我們都習慣將它當成實體法規則。譬如說罪刑法定主義，要求先有明文立法才能發動司法的刑事訴訟流程，卻是書寫在實體法的刑法之中。這倒還不打緊，因為並沒有產生實質的差異；但是另外還有一項程序法原則，也就是「一行為不兩罰」原則，被當做是實體法原則，卻是已然形成不利影響的錯誤。主要的問題，其實也是出在對於無罪推定原則的堅持不夠。一行為不兩罰，若是當做實體法原則理解，意思是一個過錯只能處罰一次不能處罰兩次，這似乎是偏重於避免雙重處罰，就是處罰過重了。然則如果一次就處罰到足時並不違反此一原則，即可見此項原則真正的關切，是要避免程序重覆所帶來的不利益，而未必是處罰輕重的問題。換句話說，一行為不兩罰的真正意義在於它是個程序法原則。對於當事人而言，追究刑事法律責任的程序本身，往往就是一種折磨，絕非不痛不癢的過程。讓當事人為了同一件事重覆經歷刑事被告的痛苦程序，即使兩次都判決無罪，也已觸犯了一行為不兩罰的原則。否則豈不是可以一再訴追曾經被判決無罪的被告，直到判決有罪為止？更準確的稱呼是一事不再理。偏偏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制，雖非完全缺乏這樣的觀念，但卻將所謂的「一事不再理」限於裁判確定後始有適用。裁判確定前的上訴，認為不能算是「一事而再理」。這樣的法律規定其實是將上訴程序的重覆視為理所當然，全不介意刑事被告受到程序周折的身心折磨。從法律規定下級審判決被告有罪，檢察官或是自訴人都當然可以提起上訴重新爭執法院的事實判斷有誤這件事看來，即可瞭然。討論這個問題，一個想當然耳的道理會是，如果下級審判決被告有罪時，被告可以上訴爭執事實判斷有誤，那為什麼判決被告無罪時，檢察官或自訴人不許上訴爭執事實判斷錯誤呢？被告被判有罪時可以上訴爭執事實問題，那也只是法律賦予被告的權利，不是憲法層級的要求。法律如果規定刑事訴訟事實審只有一審，雙方都不能上訴爭執事實判斷錯誤，其實更為可欲，這事原本也是立法者的裁量。然則立法者選擇給予刑事被告上訴的權利，爭執原審事實判斷有誤時，程序的重覆出自被告爭取更有利判決的自主選擇，固不至於違反一行為不再罰原則；但若是立法者於此同時，也賦予檢察官上訴爭執原審事實判斷錯誤的訴訟資格，就需要擔心違反「一行為不二罰」的憲法原則了。所以有此擔心，一個重要的理由是因為，容許檢察官針對無罪判決上訴的規定，不但違反憲法所要求的「一罪不兩罰」程序法原則，同時必也違反了憲法上的無罪推定原則。不明就理的朋友也許又要問了：這又會和無罪推定原則產生什麼關係？關係大著呢！一審判決無罪，表示控方的舉證沒有能夠說服法官產生無可懷疑的心證認定被告有罪。這時法律會讓控方上訴，再給控方一次證明被告有罪的機會，不就是在假設有罪嗎？法律上能夠推翻無罪推定的，只有證明有罪的確實證據，在法官已經用判決書指明控方拿不出確實證據證明有罪的時候，還要容許控方上訴，如果不是基於有罪推定的前提，還有什麼其他的可能呢？一定有人會說上訴制度是假設法院判決可能有錯，不是推定有罪。但是假設法院判決有錯並不等於檢察官可以上訴；法院為無罪判決的一種錯誤可能是根本應該為程序上不受理的裁定而駁回起訴，此種錯誤就推導不出控方可以上訴的結論。因此，容許控方上訴的真正前提，不只是假設判決有誤，而必然是要假設控方的主張（也就是被告有罪）有理。容許控方針對無罪判決上訴必然是基於假設有罪而來，其道理在此！容許控方針對無罪判決上訴還可能發生另一個很荒謬的結果。一審判決無罪，由控方上訴，結果二審若是改判有罪，在兩審定讞的案件中，二審一旦判決有罪，就宣告定讞了。其結果是，被告判無罪時控方可以上訴，被告判有罪時被告卻沒有上訴機會，豈不荒謬。若是三審才能定讞的案件，二審改判有罪時，被告也還可以上訴，可是此時已經進入第三審也就是法律審了，被告只能爭執二審判決的法律上錯誤，不能再爭執事實上的錯誤，與控方上訴二審時可以爭執事實問題，在範圍上說已是大不相同。這還不算，更離譜的是若是二審也判無罪，控方也還可以再一次上訴爭執法律問題。這不啻是法律又要假設有罪一次了。若是最高法院同意控方原審判決法律有誤而發回二審法院時，二審法院還可重新再對被告被控犯罪的諸種事實問題，重新審判一次。之後還可以繼續周而復始，刑事訴訟法也並不認為如此將會違背「一事不再理」的原則。說全了，容許控方針對無罪判決上訴，必然是基於有罪推定的前提，即使令已被宣判為無罪的被告重新經歷一次（或多次）被指控為有罪的審判程序，再受到一次（或多次）身心的折磨，也在所不惜，不以為異。這就是長期存在於我國刑事訴訟司法實務的真實景況。無罪推定及一事不再理（或一行為不二罰）皆是是憲法原則，容許控方針對無罪判決上訴，能夠認為不違憲嗎？寫到這裡，似乎可以作結了，但是還有一段話必須要說。以上的論述，都是基於憲法無罪推定原則的原理論述是非對錯，而不是因為那一個國家或那一種法系如此才做出主張。作者試圖避免的討論態度是，先說我國是什麼法系的國家，再說某一項觀點是另一個法系的觀點，然後就將該項觀點全盤地擺在一邊而不再從事法理是非的探索了。許多問題在多種法系都會發生，無罪推定原則也是當代各種法系都共同接受而且屬於憲法層次的基本價值命題。只計較法系標籤而不重視法理是非，作為選擇處理問題的論述方法，並不是真正具有說服力的論證；於此就不再行進入法系血統論的辯證窠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