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某個春日，瑞典的中學生們都要坐在教室裡參加全國期末考。對高中一年級的學生而言，光是考國文一科——分為演說、閱讀、寫作三個部分——就得花上他們兩天。其中，寫作部分必須在 3 小時內完成兩篇作文。
這是「一場學力、耐力和體力的考驗」，旅居瑞典、在大學擔任講師的作家吳媛媛如此形容。
1. 閱讀一則《瑞典日報》的社論，主題是「生產和浪費」。當今社會由於過度生產和浪費，出現了「反生產」的聲浪；然而社論作者認為，不斷地生產可以讓原料產生更多的價值，是現代經濟來義繁榮的途徑，雖然浪費令人遺憾，但降低生產量會對全球經濟會造成更大的衝擊。
請模擬報刊投稿，寫一篇辯論文回應此一社論，並提出論據說明自己的立場。
2. 閱讀一篇關於「怯場」的科普文章。文章指出，人類在公開演講、表演時感到焦慮，很可能是長期演化過程中形成的本能。
請引用此文寫一篇投稿校刊的文章，討論社會越來越注重人們演講技能的同時，個人和學校如何面對和處理由此產生的心理壓力？
吳媛媛和丈夫都在瑞典擔任教師。因為考試時間漫長，學生通常會帶著冷熱飲和點心應考，而幾乎每一次期末考，他們都會見到學生因為過度緊張，考到一半嘔吐或是哭了起來，「老師們回收的答案卷上常沾上學生帶來的野餐，也沾染著不少學生的血淚。」
2009至2010年間，為了精進自己的瑞典語，吳媛媛報讀了為成人開設的瑞典國文課，在一年之內把瑞典高中三年的課程修完。
她發現，與早年在台灣接受的教育相比，「台灣的國文課程其實是一門偏重純文學的文選課，也是充滿國族意識色彩的中華文化灌輸課」。但在瑞典，訓練學生思辨能力的「非文學類課程」，也是國文課的重要一環。
《上一堂思辨國文課：瑞典扎根民主的語文素養教育》、《思辨是我們的義務：那些瑞典老師教我的事》書封。（奇光出版）
吳媛媛告訴《世界走走》，瑞典孩子在高中畢業那一刻，就被視作一個大人，滿十八歲獲得投票權時，就被視為獨立的公民。因此，在瑞典的教育體系中，「學校要教育出能夠獨立工作、思考的成人，也要教育出能夠參與社會民主進程的公民。」
知性與感性：語言和文學雙核心
「瑞典課綱把語文視作通往其他知識的基礎工具，」吳媛媛說，因此學校十分強調在表達、理解和思辯方面的語文訓練。
瑞典的高中國文課一共有三門，學生一年學習一門，依序以非文學類（non-literary text）、文學類（fine literature）和學術類三種文體為主。
兩種體裁的寫作訓練都有非常嚴格的行文規範和評分標準。舉辯論文為例，文章開篇就必須點明立場，「接下來的每一段都提出一個論點支持立場，各段開頭的第一句話必須總括整個段落，然後在最後一段再次總結全文，這個結構只要缺了一點，就會被老師扣分。」
起初修讀的時候，吳媛媛時常感覺這樣的訓練「枯燥耗神」、「綁手綁腳」。直到她閱讀更多瑞典報章，才理解到忙碌的現代人每天閱讀大量資訊，而瑞典的國文教育是有意識地為學生參與社會討論打下基礎。
「作者有義務將自己的想法用最有組織、讀者最好吸收的方式表達，」吳媛媛說，「提升每個國民對語言技巧的掌握，才能讓對話和辯論更有效率、有意義。」
為了達到這個教學宗旨，瑞典的國文老師通常要和其他科目的老師合作。舉例而言，學生寫完的歷史報告，先由國文老師批改行文結構和流暢度，再由歷史老師批改歷史知識和分析，最後，學生會分別得到國文科和歷史科兩種分數。
「這個方法要實踐起來，其實對老師來說挺麻煩的，但是瑞典教育部不斷提醒鼓勵各科老師實行，因為語言能力決定了學生是否能在往後人生中，更輕易有效地獲得新知識。 」
文學作品賞析和創作是高中二年級的課程。這個階段的課綱以文學史為核心，介紹世界上（以歐洲為主）各個時代的文學體系，除了文字作品，戲劇、電影也包含在內。同時，寫作訓練「更偏重情感和美感呈現」。
此外，瑞典社會的意識形態整體來說相對偏左，教育方面也經常從階級的角度切入分析各種現象。
吳媛媛解釋，因為歐洲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帶來的社會變革，「越來越多的文學創作者開始思考如何透過文字呈現各階層的關係，並檢視權力支配資源的合法性來源」。1900年代，瑞典開始出現明顯階級意識的文學作品，1930年代則開始有勞工作家（worker-writer）用瑞典文書寫勞工文學。
這些作品獲得了世界的認可。1974年，出身工人階層的瑞典詩人艾文德·強森（Eyvind Johnson）和哈里·愛蒙德·馬丁松（Harry Edmund Martinson），共同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吳媛媛記得，她在台灣念中學時，讀的是《出師表》、《醉翁亭記》，講的是古代精英階層的憂愁和體悟。她覺得，歷史上「太常看到權威的介入，擅自替我們決定哪些道德價值要被放在教科書裡⋯⋯哪些則要被禁止和銷毀」。
「戒嚴時代國民黨政府嚴格查緝左翼思想，魯迅、老舍的作品當然都是禁書， 而臺灣左翼作家在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雙重壓迫下，作品中除了反階級剝削的思想以外，也常常兼具對日本殖民的控訴，」吳媛媛在書中提到。
「臺灣文學作品中的『反日元素』，符合國民黨政府的民族意識，也是黨國文史教育的重點，因此賴和的〈一桿『稱仔』〉和楊逵的〈壓不扁的玫瑰〉都曾是國編版課本上的反日模範課文。」
「然而這兩位作家作品中飽含的階級批判思想，和其社會運動經歷，則完全被過濾殆盡，」她寫道。
到了高中三年級，每個想上大學的學生都必須修讀學術閱讀寫作的課程。這一年，國文課的學習素材來自各個學術領域，寫作訓練亦非常嚴謹——「每寫一句話都要有憑有據」、「必須符合國際標準的學術寫作架構」、「行文不帶個人情感」。
同時，瑞典的文學課以作業成績為主，對升學影響不大。一方面是文學創作和文學分析主觀性太強，「在評分標準上不好拿捏」，另一方面，瑞典教育機構覺得，純文學寫作和所謂的「文采」是否應作為升大學的依據，尚須討論。
這門課的壓力不小。吳媛媛記得，她當時一邊工作，一邊在成人學校修讀這門課，龐大的閱讀量和每個月的中長篇寫作作業，令她不得不延長修習期限。
終身受用的瑞典國文課
在瑞典修讀高中國文課時，吳媛媛已經是一個拿到碩士學位的成年人，但她形容自己「經歷了一個補課的過程」，收穫了終身受益的知識與方法。
譬如修辭學。瑞典高中每一年的國文課都包含了修辭學的內容。
所謂修辭，與中文語意裡的比喻、擬人、排比等語文表現手法不同。瑞典語境裡的修辭（rhetoric），其實是一門「鑽研如何說服別人、打動人心的學問」。無論演講、辯論或是撰寫觀點類文章，都用得到修辭學。
在課堂上，學生通常要把瑞典政治人物在國會的提案、瑞典皇室的演說、平日生活裡各類宣傳廣告等一一拆解，逐字逐句地分析，尋找論點以及說服他人的方式。美國非裔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等歷史上聞名的演講也是學習內容之一。
「修辭學可以說是一個結合了理性和感性的學問，」吳媛媛說。
她發覺，學好修辭學，必須「仔細思考自己的訴求，並試著理解他人的需求和思緒」，因此積極聆聽也是很重要的。瑞典常有小考，讓學生們閱讀與某個主題相關的文章，然後互相做口語報告，聽取報告之後，再相互提問和討論，就是為了訓練學生更好地聆聽他人講話。
還有一種常見的練習：給學生提供幾個主題，叫學生想辦法在最短的時間內表達觀點、說服他人。反覆演練修辭學的另一個目的，是為了讓學生意識到，修辭學既可以說服他人，也可以用來誤導他人。
在《上一堂思辨國文課》中，吳媛媛寫下她的觀察：「現在我們每天都被廣告、政見、媒體報導當中的修辭包圍著，正因為如此，更亟需理解修辭，也瞭解越會運用修辭學的人，並不代表他說的話就越真確。」
「換句話說，修辭的功能是打動人，但不能讓一個人說的話成為真理。」
「修辭也有品質優劣之分，過度煽動情感，或神化發言人品格的說服方法，往往經不起考驗，」她寫道，「經過二十世紀政局的動盪和戰亂，看到偏激的政治宣傳如此輕易地操縱人心，歐洲各國學校痛定思痛，意識到必須將思辨能力的培養提前到國民教育階段。」
歐洲在工業化之後，開始把教育普及到全民。雖然一開始的目的是為工業社會培養勞動力，但瑞典教育卻把自主性和批判性「往下紮根」。
在瑞典的教育觀念裡，公民素養的訓練必須普及全民才有意義。（Emelie Asplund/imagebank.sweden.se）
這種看待語言、看待文字的方式，令她不僅收穫了思辯的樂趣，也更加注重檢視資訊來源的習慣，「會去判斷來源的真偽，會習慣去思考（媒體）這篇報導的目的是什麼，會反思怎樣去和意見不同的人對話。」
在瑞典的教育觀念裡，「不管有沒有上大學，不管成為藍領還是白領，每一個人都一定會成為公民，因此公民素養的訓練必須普及全民才有意義，」吳媛媛解釋。
每一位老師都是公民老師
「當有不同意見時，台灣人通常會沈默，或不置可否，但瑞典人會直接講出來。」
國文教育會滲透到社會參與和政治生活，就這點而言，吳媛媛發現了台灣和瑞典兩個社會在溝通和交流方面的不同姿態：在台灣，公然否定對方是不客氣的行為，對瑞典人來說卻不是什麼大問題。究其原因，她認為「在瑞典，議論的目的是表達自己，打動旁人；在台灣，議論的目的更常常是壓制對方，取得勝利」。
無論是語言和文學雙核心的課綱規劃，還是強調批判性思維的授課宗旨，都不是瑞典國文教育獨有的。吳媛媛向《世界走走》表示，她不認為瑞典的國文教育在所有層面上都優於台灣，而她寫作的目的是為了比較兩邊的差異，「從中找出可以豐富台灣教學經驗的補充材料」。
「所有科目都是公民訓練的一環，每一位老師都是公民老師，」吳媛媛如此寫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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