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國代表了一種不同質的政治治理模式，一種競爭性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以及一種替代性的世界秩序願景。它不可避免地挑戰現有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即美國及其盟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
一、
為了其政權的生存和安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在與國內的中國人民和國外由西方主導的整個世界進行一場無休止的、緊張、代價高昂、持久的鬥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裡，這場宏大的鬥爭遭到了一系列的失敗，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悲劇，也使這個政權瀕臨滅亡。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有條件地、部分地在冷戰後期向宿敵投降，大體上臣服於它一直試圖推翻的世界秩序。在自由國際秩序的拯救與保護下，中共保全了其政治體制，並回到了1949 年之前中國的外交和發展道路。
在過去的四十年裡，毛主義黨國存活了下來，而且變得更加富裕，並被世界所接受。然而，根據中共黨國秦漢專制政權的內在邏輯，該政權注定或受到詛咒要與自由國際秩序、和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進行鬥爭並改變現狀，因為它們與黨國的目標和世界觀完全不相容。在1980 年代至2010年代的幾十年裡，北京對西方的部分投降，換來了生存和財富，極大地西化了中國社會。在此同時，受創的黨政專制則是暫時撤退「隱藏」了起來，但是很快，自認獲得了新財富的中共領導層深深意識到了自己的致命危險。為了權力和政權安全，北京堅持其機會主義的、不斷的、全方位的海外努力，並以捲土重來的復仇心態對外投入更多能量。
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一有機會，就不擇手段地抵制、削弱和取代美國，從而重定世界中心、重整世界秩序，這一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華博弈中，特別是在中美全球競爭中的核心目標。北京如果在這場競賽中獲勝，其最低目標是使民主法治受損，世界變得對威權政體而言更加安全；最高目標則是替換世界領導層後結束自由國際秩序，用中華秩序式的世界帝國取代整個西發里亞體系，給人類帶來秦帝國以後中華世界歷史的重演。
用中共黨國的官方用語來說，其最低目標和最高目標「有機地」且「辯證地」聯繫在一起，成為「共生」的目標，以確保「國際上多種社會政治體系的和諧共存」之目標和推進建構「共同體」統一新世界秩序的「偉大使命」。「共存現實的國際道德」一旦得到保障，就可以「運用和提升」，以有效地「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2021年9月，習近平在聯合國重申了「確保不同文明、多種發展道路共存的世界」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雙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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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共黨國的治理紀錄良莠不齊、平庸一般，大體為次優化，甚至常常是災難性的；其在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文物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低劣表現就是充分證據。中共那自相矛盾的「人民民主專政」，其實是一種前現代（啟蒙運動之前）的社會政治制度，是一種復辟的秦漢威權主義，一種極權主義政體。就品質而言，它作為世界領導者將是美國和西方較不可取的替代品，是人類文明的一股倒退力量，代表了關於世界領導者和世界秩序的一個較不可取的選擇。
在所謂「中國悲劇」和「中國次優化」下，中國經歷了制度上和意識型態上的大躍退和歷史大彎道；中國人民承受了慘痛的生命和權利喪失、財富和生態的重大破壞、無數光陰白白虛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集團極其以自我為中心，極為放縱，永遠沒有安全感，本質上治國無能，但卻十分擅長不擇手段、殘酷無情地維護和加強其獨裁權力。中共黨國在制度上、意識型態和歷史上，都偽裝成民族國家的一股力求建立世界帝國的政治力量。 因此，儘管北京自我定位為人民救星和人民公僕，但其實它只將中國人民當成有用但可以捨棄的俘虜，而不是公民。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為中共的宏大海外活動付出了非凡的犧牲，但在國內國外都得不到應有的服務，還經常蒙受其害。
中共長期缺乏政治合法性，這與其專制、次優化的治理方式形成了互為因果的共生關係，使其政權特別不可取、代價極其高昂、無情而有力但又相當脆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高成本低效率的一個指標，據歐洲的一份研究稱，雖然中國的人均GDP 不到美國的16%，但中國的人均國內安全支出卻是美國的50%（或者說總額是美國的兩倍）；在西藏和新疆等「戰略要地」，人均治安成本則是美國的134% 至140%。11 在2020 年代，北京單是對西藏的人均直接預算補貼，就超過全國人均收入中位數的150%，或者說是藏族人均收入中位數的270%以上。
三、
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人民來說，毫無疑問是次優化且不可取的，但它卻實現了中共統治和壓榨汲取的所謂最優化，使該政權具有強大的韌性得以持續掌權和控制中國。中國崛起，成為一個富裕、發達、先進和令人嚮往的國家，充其量只能說是一個仍在進行中的工程，而且這一進程在2020 年代已進入了一個更加困難的階段。 但中共黨國崛起，成為一股世界級強大力量，傾力去影響全球、重定世界中心和重整世界秩序，已經是一個確鑿且不斷明顯的事實。儘管在資源和能力的國際比較中，中共黨國幾乎在各方面都落後於西方和美國，但它仍然有機會在政治和戰略上勝過美國一籌，贏得中華博弈。就此目標而言，北京擁有從世界上最大（2024 年以前）人口和第二大經濟體極度汲取海量資源的非凡能力，基本上不受監督和制約的行動自由，以及無窮無盡各種不擇手段的方法。
在全球化時代，自由國際秩序的開放且基於規則的規範和制度，極大地支持和協助了中共的生存和壯大，因為它可以「自由行動」，選擇性地忽視許多行為規範和道德約束。也許詭異的是，一個次優化的政體會產生一股強大甚至優越的國家力量，憑藉其集中使用的武力、可行的詭計以及足夠的運氣，在世界地緣政治中進行最優競爭，並有可能壓倒其更富有、更先進、治理更完善的對手；而其對手還會因為自己那些過度、昂貴的國內外政策而造成倒戈、失敗主義或自毀長城。例如二十一世紀初期美國和西方那所謂的「全球反恐戰爭」，就很類似嚴重的過敏反應，對自身造成了遠大於過敏原所能造成的損害。
因此，中華博弈的勝負，看來還是未定之天。無論看起來多麼不可能，較可取的西發里亞體系世界政治秩序，還是有可能迅速被明顯更不可取的世界政治集權所取代。利用自由秩序來摧毀自由制度的能力，構成了中共獨特的一大力量來源，形成對美國和西方的非凡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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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華博弈：抉擇世界秩序的全球競爭》（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