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俄羅斯順利舉行勝利日閱兵，普京（Vladimir Putin）也在隔日提議重啟俄烏伊斯坦堡談判，兩國代表團於是從15日開始互動，結束了長達3年的零公開接觸。只是從目前的各方僵持來看，和平似乎還很遙遠。顯然，這是「特別軍事行動」下的第四次勝利日閱兵，卻未必就是最後一次。而如果把閱兵當成節點，其實在普京的25年掌權生涯中，有過三個用兵與閱兵交織的重要時刻。
第一是2000年的勝利日閱兵。當時普京才剛就任總統，北高加索的挑戰卻已來勢洶洶：作為蘇聯解體的未完衝突，1999年爆發的第二次車臣戰持續延燒。閱兵結束後一個月（2020年6月），普京成功扶持艾哈邁德·卡德羅夫（AkhmadKadyrov）政權，但車臣武裝的山地游擊、恐怖攻擊仍在繼續，接著不僅艾哈邁德死於2004年的勝利日閱兵暗殺，幾場大規模人質危機也先後成為全球焦點。一直要到2009年4月，克里姆林宮宣布「反恐行動」正式結束，才算是為撕扯多年的車臣戰爭劃下句點。
第二是2014年的勝利日閱兵。眾所周知，俄羅斯在當年3月併吞克里米亞，連帶觸發了頓巴斯內戰。這當然是美俄圍繞北約東擴、顏色革命的博弈展演，卻也是後蘇聯時代下，俄烏針對歷史敘事、民族主體的再糾纏。因此同年5月勝利日當天，俄羅斯便在新併吞的塞瓦斯托波爾舉行盛大遊行，黑海艦隊也首次以獨立身分參加閱兵，普京更親自出席檢閱並發表演說。之後隨著頓巴斯內戰推進，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兩「共和國」也在2015年跟進，與俄羅斯同步舉行了勝利日遊行。
第三當然是2022年的勝利日閱兵。同年2月，普京先是公開承認兩「共和國」獨立，接著又宣布對烏發起「特別軍事行動」。顯然，俄烏傷口歷經8年潰爛失血，終於一發不可收拾。而普京雖沒有在閱兵演講中公開宣戰，卻直接譴責北約與「新納粹」是罪魁禍首，同時以「新偉大衛國戰爭」定調衝突。以上種種，無不展現出打持久戰的決心，對照今日發展也的確如此。
整體來說，從2000年到現在，勝利日閱兵不僅見證普京崛起，也銘記車臣與烏克蘭的戰爭衝擊，只是前者已經平息，後者仍在躁動。而兩場戰爭雖說背景不同，卻都是蘇聯解體交纏新脈絡的炸裂，以及普京政途交織國家命運的側寫。
車臣：促成普京崛起的脆弱邊疆首先是孕育普京政權的車臣戰爭。從歷史脈絡來看，車臣問題是19世紀俄羅斯進軍高加索後，便反覆迸裂的帝國傷口。而1991年的蘇聯解體，正是新一波車臣問題的導火線：該年11月，車臣領導人杜達耶夫（Dzhokhar Dudayev）單方宣布脫離俄羅斯聯邦獨立，時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隨即向車臣邊境派兵，當地叛軍領袖沙米爾·巴薩耶夫（Shamil Basayev）於是脅持俄羅斯航空（Aeroflot）Tu-154班機，以此迫使葉爾欽撤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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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結果也預示了第一次車臣戰爭的博弈結構：民族主義浪潮洶湧，一場大戰避無可避；恐怖攻擊正在成為談判籌碼，但葉爾欽領導的政府似乎投鼠忌器；杜達耶夫代表的民族主義派系當權，但巴薩耶夫代表的極端伊斯蘭派系也正崛起。
1994年，在唆使車臣反對派顛覆杜達耶夫失敗後，俄羅斯直接進軍高加索，第一次車臣戰爭就此爆發。只是衝突從一開始就出師不利：不少俄軍高級將領反對出兵，認為俄羅斯必然陷入軍事泥淖，而結果也確實如此。1995年起，俄軍雖在無差別轟炸後攻佔車臣首府格羅茲尼（Grozny），卻始終無法鞏固佔領，一切正如車臣歌手穆楚拉耶夫（TimurMutsurayev）所唱：「我們在等你們，歡迎來到地獄。」當然，穆楚拉耶夫作為19歲的車臣青年，也投身到了這場血腥衝突。
1996年3月，車臣武裝再度攻佔格羅茲尼、俘虜大量俄軍，俄羅斯輿論也終於炸裂天際。之後俄軍雖在4月成功擊殺車臣總統杜達耶夫，卻已難再壓制內部高漲的厭戰聲浪，加上葉爾欽擔憂戰爭拖累總統選情，決定與車臣簽署停火協議，俄軍只好在1996年狼狽撤退，留下車臣實質獨立。但如果這是終點，就不會有第二次車臣戰爭。對雙方強硬派來說，1996年的倉皇停火不過是中場休息。
在車臣這方，巴薩耶夫與伊本·哈塔卜（Ibn al-Khattab）代表的極端伊斯蘭武裝持續壯大，不僅逐漸凌駕於民族主義派系，也開始在北高加索蔓延擴張。哈塔卜尤其受到車臣總統阿斯蘭·馬斯哈多夫（Aslan Maskhadov）重用，積極招募北高加索與中亞的俄語穆斯林、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庫德族前來參與「聖戰」，更與巴薩耶夫組建多支極端伊斯蘭武裝，包括伊斯蘭維和軍（IIPB），以及俗稱「黑寡婦」（чёрная вдова）的女性自殺炸彈客。
與此同時，莫斯科政局也發生變化。第一次車臣戰爭的失敗雖讓強硬派灰頭土臉，卻也在新一代強硬派間形塑「必須解決問題」的急迫氛圍，1997年起擔任俄羅斯總統辦公廳副主任的普京就是其中一員。這種情緒對撞巴薩耶夫等人的「高加索伊斯蘭國夢」，召喚了不惜一戰的血腥終局。
1999年2月，馬斯哈多夫開始在車臣執行伊斯蘭教法，此時極端伊斯蘭派系已成車臣政治主流；同年8月，巴薩耶夫與哈塔卜率軍入侵俄方管轄的達吉斯坦，試圖策應當地極端伊斯蘭武裝接管政權，結果引發俄羅斯回擊，第二次車臣戰爭就此爆發。而也幾乎是同一時間，總理斯捷帕辛（Sergei Stepashin）因為處理不力被迫下台，普京則臨危受命接下燙手山芋。
回顧當年輿論反應，民眾其實對戰爭毫無期待，卻因為一起事件迅速改觀：同年9月俄羅斯發生公寓大樓爆炸案，導致300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傷。雖說車臣方面極力否認，但俄方輿論都認為前者就是主謀，民意也從強烈厭戰轉為強硬主戰，普京於是利用這一變化大刀闊斧：不僅下令強勢轟炸車臣，還留下許多「經典畫面」，包括公開宣稱要「將恐怖份子淹死在馬桶裡」，以及在1999年12月飛往車臣視察俄軍。這些強硬做法直接讓普京取得了「總統門票」，也推動了葉爾欽的提早「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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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俄軍再度攻佔格羅茲尼，普京也在一個月後當選總統，開始長達25年的掌權生涯，並在同年6月推行「車臣化」（Чеченизация）措施：在車臣扶植親俄本土政權，大力支援當地建設，換取俄軍逐步撤出。而這種做法牽引出兩條主線：第一，相對不反俄的艾哈邁德·卡德羅夫從2000年起成為車臣領導人，2004年遇刺身亡後則由兒子拉姆贊·卡德羅夫（RamzanKadyrov，又稱小卡德羅夫）接班，維持了俄羅斯對車臣的統治結構；第二，極度反俄的巴薩耶夫開始擴大恐襲範圍與力道，導致了震驚全球的2002年莫斯科劇院人質危機、2004年別斯蘭人質危機，甚至連艾哈邁德·卡德羅夫都在2004年死於爆炸。
而巴薩耶夫等人的目的，不只是要推翻卡德羅夫政權，更是要迫使俄方停火談判，同意車臣獨立。但兩次人質危機雖都在事前縝密規劃，卻也都在最關鍵處失算：普京並不是葉爾欽，不會為了人質讓步。因此不論是2002年的莫斯科劇院人質危機，或是2004年的別斯蘭人質危機，俄方最後都選擇強力攻堅，儘管人質死傷必然引發民怨、挫傷普京，後者還是祭出雷霆手段，鐵了心要解決車臣問題，不流露一絲妥協可能。從某種程度來說，這種果決狠辣也延續到了20年後的俄烏戰爭：為解決「烏克蘭問題」，普京同樣賭上國運與個人政治命運，並不惜讓大量俄羅斯民眾埋骨他鄉。
無論如何，兩次人質危機都在迫使政府談判上徹底失敗。之後隨著2002年哈塔卜收到毒包裹、2005年馬斯哈多夫遇襲、2006年巴薩耶夫被炸身亡、2007年小卡德羅夫正式接任車臣總統，普京的「車臣化」措施宣告穩定，北高加索也逐漸走出蘇聯解體的動盪。
而相關過程，同樣體現在歌手穆楚拉耶夫的創作生涯中。1995年的《歡迎來到地獄》（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в ад）描繪第一次車臣戰爭的慘烈；1998年的《耶路撒冷》（Иерусалим）預示極端伊斯蘭與第二次車臣戰爭的山雨欲來；1999年的《大聖戰》（Великий джихад）、2000年的《12,000名聖戰者》（Двенадцать тысяч моджахедов）、2001年的《若主願之，花園在等我們》（ИншаАллах, сады нас ждут），則反映正面戰場突破無望下，開始訴諸恐怖攻擊的扭曲悲壯，《我們的姊妹》（Наши сёстры）更是紀念一位17歲「黑寡婦」。但2001年起，穆楚拉耶夫便輾轉在亞塞拜然、土耳其、烏克蘭間流亡，鮮少再有作品問世；2008年更因為小卡德羅夫特赦而重返車臣，同時公開呼籲叛軍「停止同胞相殘」，昭示動亂歲月已然翻頁。
整體來說，兩次車臣衝突是蘇聯解體交纏「全球聖戰」的產物，第二次車臣戰爭尤其如此；而普京作為解決車臣問題的強硬派，既在臨危受命下保住了國家邊疆，也在動盪戰火中開始了掌權起點。只是對於強人來說，這遠非地緣棋局的終點，多年之後的烏克蘭問題，才是真正撼動自己與國家的關鍵。
烏克蘭：強人的真正戰場從本質上來說，烏克蘭問題遠比車臣複雜。車臣問題雖然反覆炸裂，卻還是侷限在北高加索山地，背後牽涉的地緣博弈也更多是中東、中亞的極端伊斯蘭網絡，與大國代理衝突相對無關，證據則相當顯而易見：即便俄軍在車臣犯下不少駭人罪行，西方各國也始終不發一語，小布希（George W. Bush）甚至親自出席2005年的紅場勝利日閱兵，可見美俄關係完全不受戰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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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烏克蘭問題不同。這場衝突既反映前蘇聯空間不斷增長的「反俄」傾向，更牽涉美歐俄圍繞北約東擴、顏色革命的大國博弈，且兩者在很大程度上彼此拉升、互為因果。首先是前蘇聯空間的反俄傾向，其根源不只有歷史的陳年恩怨，也與蘇聯解體導致了部分國家的經濟凋敝、民粹崛起有關。這就體現1991年的複雜意義：蘇聯解體當然是許多國家的「解放」刻，卻也無疑是去工業化與經濟倒退的開始。
當然，不同國家感受互異。對俄羅斯、哈薩克、亞塞拜然、土庫曼等礦產與油氣盛產國來說，即使蘇聯解體帶來動盪，只要善用自身資源稟賦、等到國際油價上漲，基本也都能迎來經濟成長。例如持續在中亞五國名列前茅的哈薩克與土庫曼，以及在2000年到2012年出現經濟高成長的俄羅斯。普京本人當然也搭到這班順風車，所以能在民意支持下推動修憲、延長任期。
但對喬治亞、亞美尼亞、烏克蘭等非油氣盛產國來說，現實就相當殘酷：蘇聯解體不只抽離了工業化的動力，也摧毀了各國合一的廣大市場，這些國家又不如俄羅斯與哈薩克般「天賦異稟」，所以大多在1991年後陷入困境：經濟成長停滯低迷、生活水準持續下降。而政治精英對此毫無辦法，只好在動員民粹上一去不復返，並且持續用宏觀願景自我催眠：加入歐盟就能擁有歐盟水準的收入。
當然，從羅馬尼亞與立陶宛的前例來看，這種說法無異於癡人說夢，但對苦尋不到出路的各國來說，即便是精神鴉片也聊勝於無。結果，「脫俄入歐」的傾向開始在前蘇聯空間蔓延，這就與希望推動北約東擴、滲入前蘇聯空間的歐美一拍即合，並與希望維繫、乃至擴大「俄羅斯世界」（Русскиймир）的莫斯科發生衝突。
早期跡象就是圍繞顏色革命的敘事博弈。在歐美敘事中，顏色革命基本等同於當代「啟蒙運動」，帶有「棄暗投明」的進化色彩，因此不論是2003年的喬治亞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的橙色革命、2014年的烏克蘭廣場革命，還是2018年的亞美尼亞天鵝絨革命，基本都被「民主化」、「反威權」的框架籠統包裹，與所謂「阿拉伯之春」的底層邏輯如出一轍，當然也就與俄羅斯的「西方干涉他國內政」敘事全然相反。
接著就是從敘事走向現實的軍事衝突。早期案例是發生在高加索的2008年俄喬戰爭，雖說衝突只持續幾天，卻還是產生了深遠影響：喬治亞潰敗，俄羅斯承認南奧塞提亞與阿布哈茲兩「共和國」獨立，俄喬兩國就此斷交。
整體來說，這場戰爭雖是阿布哈茲歸屬等蘇聯解體爭議的延續，卻也涉及俄羅斯對「脫俄入歐」趨勢的反擊：喬治亞在玫瑰革命後就明顯親歐，甚至出現加入北約的呼聲；但俄方也藉2008年戰爭駐軍兩「共和國」，直逼喬治亞邊境，持續製造緊張情勢，基本粉碎了北約吸納喬治亞的可能。
而從某種某度來說，這顯然也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早期劇本。在別斯蘭人質危機爆發、艾哈邁德·卡德羅夫遇刺的2004年，烏克蘭發生第一次顏色革命，「脫俄入歐」的傾向已經無法遮掩，隨後各種經濟與文化上的「去俄羅斯化」政策，更是持續挑動莫斯科的敏感神經，但最致命的或許還是基輔與北約的眉來眼去，導致俄羅斯藉著2013年到2014年的廣場革命動亂，製造了克里米亞危機與頓巴斯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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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回顧內戰8年糾纏，俄羅斯明顯想在頓巴斯複製高加索模式：扶持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兩個只有自己承認的「共和國」，將自身軍事影響力推進到烏克蘭境內，根除基輔加入北約的可能。但從結果來看，烏克蘭不是喬治亞，頓巴斯內戰悶燒8年、粉碎無數協議，只是換來兩邊的不斷加碼、持續武裝。
當然，普京也在過程當中有所搖擺，例如在2020年撤換了從2013年起負責阿布哈茲、南奧塞提亞和烏克蘭事務的強硬派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出身車臣），改派立場溫和的科扎克（Dmitry Kozak）擔任俄烏談判代表。如果普京這時就已決心要打全面戰爭，恐怕不會出現這種人事異動，當然這也預示克里姆林宮內部的對烏政策分歧，以及多年後令外界霧裡看花的開戰經過。
在2022年2月21日的電視講話中，普京承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兩「共和國」，這基本上是在重演2008年的阿布哈茲與南奧塞提亞劇本，但沒想到這個劇本只維持3天。24日，普京忽然宣布對烏發起「特別軍事行動」，俄軍不僅直接進入頓巴斯，還直插基輔逼迫烏克蘭談判，接著又在4月將兵力集中到頓巴斯展開會戰，從而推進哈爾科夫、赫爾松等原不屬於頓巴斯的領土。
顯然，莫斯科的戰爭政策是從承認「共和國」、扶持頓巴斯代理人的高加索模式，迅速轉向佔領領土、支解國家的傳統思維，但這個過程內部不是毫無意見。例如2022年3月25日的俄羅斯總參謀部新聞發佈會上，副總參謀長謝爾蓋·魯茲科伊（Sergey Rudskoy）雖宣佈要將俄羅斯的軍事行動集中在頓巴斯前線，卻也公開承認，衝突前夕參謀們對行動的主要目標存在分歧。
而從普京在2月21日和24日進行的兩次公開講話來看，強人自己也不是一開始就統一內部分歧，各種倉促軍事變動與決策的推出，似乎更像是為了強迫反對者同意，所以急於造成既定事實的先下手為強。
無論如何，2022年4月後，俄烏的全面戰爭已經勢不可擋，而普京也在馴服反對派的過程中，完成了自己的再集權。起初是應對街頭的反戰示威，俄羅斯除了動用大量警力逮捕，還在3月4日通過新法：「侮辱」俄軍者，將面臨最高5年監禁的處罰；傳播關於俄軍與「特別軍事行動」的「不可靠資訊」者，可被判處最高15年監禁；呼籲對俄羅斯、俄羅斯公民或俄羅斯法人實施制裁者，將被處以巨額罰款與最高3年的監禁。
3月18日，適用範圍從俄軍擴到大了「特別軍事行動的所有參與者」，刑期也往上增加：呼籲制裁者最高可判處5年監禁，「侮辱」俄軍者最高可判處7年監禁。3月25日，適用對象擴大到了國家機構，包括國民警衛隊、聯邦安全局（FSB）、緊急情況部、總檢察長辦公室、調查委員會和外交部。
接著是2022年9月俄軍大規模撤出哈爾科夫，引爆了俄羅斯右翼陣營不滿，就連國家杜馬前副主席都公開批評普京「被誤導」。內外挑戰交織下，普京在9月21日拍板了「部分動員」，結果又引爆新一波反戰示威與逃役潮，北高加索與遠東地區尤其嚴重，但反抗的結果基本也與3月無異：在警方強力壓制下，大量示威民眾被逮捕拘留，反戰潮轉瞬即逝，只有車臣獲得了「取消動員」的特權，普京顯然是不想前線作戰、後院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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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就是更嚴重的2023年6月的瓦格納兵變。這無疑是俄烏戰爭爆發、甚至2000年普京掌權以來，所經歷的最驚險瞬間，結局的訊號也相當明顯：不論普里格津（Yevgeny Prigozhin）墜機的真相是什麼，基本上瓦格納這一組織在兵變結束後，就已踏上被政府監管的不歸路，普里格津的商業帝國更被強制拆解。普京甚至重點懲處被認為「親瓦格納」的空天軍司令蘇羅維金（SergeySurovikin），令軍方對其展開拘留調查，並在8月正式免職。最後，蘇羅維金雖在9月改任獨聯體防空協調委員會主席，卻已被明顯剝離前線事務，打壓意味不言而喻。
整體來說，俄烏戰爭下的普京並不是總是眾星拱月，而是遭遇重重挑戰又次次殺出重圍。這對崛起於車臣戰爭的強人來說，或許是某種神奇偶然，卻也可能是性格決定命運的必然。
當然，烏克蘭問題遠比車臣複雜，俄軍眼下雖然佔領烏克蘭近20%的領土，卻還沒有解決最關鍵問題：將歐美影響力逐出烏克蘭，畢竟這不僅涉及烏克蘭是否承諾中立不加入北約，更關乎歐美是否能在戰後武裝烏克蘭。而從現實發展與談判僵局來看，美歐俄尚未就此取得共識，普京想利用歐美分歧、特朗普上台強渡關山，但歐美也想利用被制裁扭曲的俄羅斯經濟壓力迫使普京讓步。因此在各方僵持、前線也未明顯變動下，戰爭似乎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但即便停火也不保證解決問題。過去明斯克協議的反覆失敗，就已證明維繫停火有其困難；再來即便歐美真如普京所願，承諾不武裝戰後烏克蘭，諸如波蘭等北約東翼的軍事部署恐怕也會增加；接著是各種沉重的經濟制裁，特朗普當然能在個人職權內解除部分禁令，但諸如2017年的《通過制裁打擊美國對手法案》（CAATSA）相關制裁，就必須要經由國會同意，而這不僅需要時間，也可能面臨政治阻力。
*作者為《香港01》國際評論主筆。本文原刊《香港01》，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