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當局雖然會為某種政治目的而利用極左，但對極左的防範一刻也沒有放鬆，甚至比防範資本更防範極左。
在去歲末司馬南等人發起的對聯想的圍攻中，有一種觀點認為，2022年中國的主題是權力和資本的搏鬥，持此看法的理據除了民間極左派對以柳傳志（聯想集團創辦人）為代表的資本的攻擊外，主要還是去年中共當局對大資本的整肅，前者正是因此加入到打壓資本的合唱中來。而官方放任針對聯想的持續圍攻，又進一步加重不少人對當局今年要繼續打壓資本的疑慮。此外，二十大於今年的舉行也構成了上述看法的一個背景，要確保二十大順利舉行，當局必須警惕一切破壞性的力量，但現在能夠挑戰習近平的，似乎只剩下資本了。
然而，視權資博弈為2022年中國主題的觀點很可能是錯的，最近發生的兩件「小事」或許能揭示當局的政治密碼，不是要繼續壓制資本，而是將專政之劍指向極左，拿某些極左勢力祭旗，以安撫資本。一件事是廣東高院判決前科龍集團董事長顧雛軍獲國家賠償43萬元，被輿論認為安撫民營企業家及資本的信號作用明顯。另一起事是河南平頂山市新華區法院前不久以「尋釁滋事罪」判處「紅色文化會」五名90後青年從幾月到一年不等的徒刑。
顧案是2017年習欽定的三起要平反的標誌性案件之一，可此後的「平反「遭遇地方勢力阻擾，並不順利，2019年中國最高院撤銷了對顧的部分量刑。隨後顧向廣東高院提起高達一億多元人民幣的國家賠償申請，雖然這個數額同其10年牢獄之災以及被掠奪的企業和資產相比不算多。但顧當時對獲國賠並無指望，他的這一行為更多是表達一種對廣東地方政府的抗議。而廣東高院判決賠償，用新聞的話說，是要體現「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支持民營企業守法經營、健康發展的政策導向「。
相比顧獲賠償，五名「紅色文化會」的青年被當局判刑更值玩味。當局指控他們通過購買手機、電腦，注冊、購買微信賬號，代辦、注冊公司，開通微信公眾號，開辦網站等各種手段，以「紅色文化會」名義，打著宣傳紅色文化的旗號，長期利用信息網絡在微信朋友圈、微信好友中多次發布大量抹黑黨史的文章，詆毀多名前國家領導人，以此賺取打賞和流量牟利，形成了一個惡勢力團伙。中共的「尋釁滋事罪」一般是用來對付反體制的異議人士和維權者的「口袋罪」，但現在用在「紅色文化會」幾個極左的青年身上了。
他們成為河南地方當局眼中的「惡勢力團伙」，不過就是發布了據稱詆毀多名前國家領導人，抹黑中共黨史的文章。用公布此案的「紅色中國網」的話說，起訴書提供的11個證據，只是這六位青年從2021年3月底到4月23日不足一月的時間裡轉發的11篇文章而已，但卻觸怒了當局。這11篇文章從標題看，主要是對鄧小平的攻擊，例如，「鄧X揭批其父的鐵證」，「鄧XX40多年得到彌天大謊，江X是一位偉大的民族英雄」，「薄XX內部講話徹底揭開鄧XX的嘴臉」，「鄧X論下的八大倒退」，「歷數這40年鄧XX全面封殺毛XX的三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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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撫資本 壓制極左
雖然這兩起事情發生的時間很接近，前者出現在今年初，後者發生於去歲末，但它們本身沒有任何關聯性，要是在正常狀況下，本不應把它們放在一塊論述的。然而，恰恰是中國的政治環境太不正常，於是看似不相關的兩起事情就具有了某種「聯想」價值。可以把對顧雛軍的國家賠償看作對民營企業家和資本的某種討好或妥協，之所以要照顧資本的情緒，當然是整個大的經濟環境不好，再加上要開二十大，經濟不能太難看，於是在去年打壓資本後，要安撫一番資本，免得資本家「躺平」，經濟徹底失去動力。
對資本的某種討好或妥協邏輯上意味著對極左勢力要壓制，因為現實中資本和極左是一對矛盾體，前者是後者的聲討對象，故要安撫資本驚恐的心，在輿論上就應先殺殺極左的戾氣，制止他們攻擊資本。
司馬南等人對聯想和柳傳志的圍攻到去年底接近尾聲，是否從河南地方法院對上述五位「紅色文化會」的青年判刑中嗅到某種風向的轉變，不得而知，但當局對資本的轉向確實有跡可循。雖然經濟工作會議仍強調對資本的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然而實際上從各經濟部門的工作安排看，鼓勵資本躍然欲出。對去年整治平台經濟，打壓教培行業以及提出共同富裕的系列舉措，當局也不時澄清這不是在打壓資本，劫富濟貧，而只是規範資本，讓資本獲得更好發展的空間。最重要的還是為習奠定歷史地位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出台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沒有像此前很多人擔憂的那樣要否定鄧小平和改革，對中共兩段重要歷史即前後30年，實際秉持的仍是互不否定。
這對資本意味著什麼？否定改革必定要否定資本，因為資本是隨改革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反之亦然。而否定改革同時否定資本正是極左的目標和使命。中共的第三份歷史決議肯定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沒有非鄧，也就不可以在整體上否定資本，這就說明當局今後要繼續容忍資本，不管它有多少「原罪」和腐敗。事實上，即使習想否定資本，也無法做到。因為離開資本，中共的統治岌岌可危。就資本支撐中共的統治而言，它實際起著支柱作用，是當局的盟友。
但資本和極左則是天生的死敵。後者把資本看成剝削和壓榨勞動人民的階級敵人，它存在的使命，就是要打倒和推翻資本，對中共和資本的勾連，極左勢力是非常不滿的。在此意義上，極左反而站在中共的對立面。由於極左反對資本，現實中也就常常出現極左和地方當局的對立。
共產黨的正統理論強調其階級基礎為包括極左派在內的勞工大眾，雖然習近平一定程度回歸了中共的正統，高喊初心和使命，但是，改革後的中共早已不是勞工大眾的保護者，當極左的反資本行動觸及中共利益，被當局認為影響大局和社會穩定，往往成為當局打擊的對象。當局雖然會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利用極左，包括暗示或鼓動極左攻擊資本，如果有必要的話。
但是，中南海對極左的防範一刻也沒有放鬆，就像它一邊利用資本同時一邊防範資本一樣，甚至比防範資本更防範極左。因為當局知道，沒有幾個資本家敢舍棄財富而專心和中共對抗，但極左派不一樣，一方面它有中共正統意識形態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具有抗爭意識的極左人士多數不太富裕，沒有財產包袱，不怕當局打壓。這導致當局對待極左人士有時比維權人士和異議者更狠。比如前些年對深圳佳士工會和北大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青年學生的抓捕，就一度引發輿論關注。在前述被當局判刑的五名青年中，有三人是福建的，兩人是貴州的，且「犯案」地在福建，案件卻由河南管轄，鑑於在中國的意識形態版圖中河南比其他省市極左力量向來很強，這樣安排不排除含有震懾河南本地極左勢力的用意。
眼下正值中國經濟困難之時，以致當局不得不過緊日子。一般而言，大凡政府的日子好過，民企和資本的日子就難過，而當政府的日子不好過，當局會放鬆對民企和資本的管制，這幾乎已成定律。鑑此，若再打壓資本，只會令處境雪上加霜，再愚蠢的政府都不會去干這種事，此時該做的反而是安撫資本，讓資本提高積極性，這其中就包括對極左勢力的壓制。事實上，一部分青年變成極左，動因之一也是面臨失業威脅或者已經失業。像這五名青年，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處於失業狀態，靠發公號文獲得打賞謀生。而要解決失業問題，根本上依賴資本。
習的施政無疑塗抹上了極左色彩，但他真正倚賴的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而在中國，後兩者更多和左派聯系在一起，它們之間有很大的重合。左的意識形態是習用來掩飾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真正的極左對他很不滿，「紅色中國網」就批習的第三份歷史決議否定文革。二十大是習的加冕禮，經濟加二十大，讓習不能不格外小心謹慎，盡管為穩固統治他要借重中共的正統意識形態，但是在2020這個關鍵期，一切讓位二十大，讓位經濟，因此，調整對資本的態度對他來說不是難題，雖然他也會繼續防範資本挑戰自己，但可能更警惕打著正統旗號，要求建立一個均富和公平社會的極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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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原標題為：2022年，習會管控極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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