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國葬》收入在《台北人》，且編入高中教科書。小說中藉著一級上將李浩然之葬禮，抒發了壯志未酬的感嘆。文中的主人公應該就是作者的父親白崇禧，寫李浩然就是寫白崇禧。
關於白先勇《國葬》優點的文章已是車載斗量，但編入教科書並不合適，理由如下：
小說中李浩然是一級上將，國葬也以合乎他的身份方式進行，靈堂中除了總統的輓聯外，這兩副最顯眼：
廊廟足千秋決勝運籌徒恨黃巾猶
漢賊不兩立孤忠大義豈容青史盡成灰
章健敬輓
關河百戰長留不朽勳名遽吹五丈秋風舉世同悲真俊傑
邦國兩分忍見無窮災禍聞道霸陵夜獵何人願起故將軍
葉輝敬輓
這是李將軍最得意的三員大將中的兩位所寫。第一副「豈容青史盡成灰」寫李將軍的功勞，不容被歷史抹滅。國府遷台，桂系全盤瓦解，在政治上也幾乎消失，是寫這些人的不平。
第二副「聞道霸陵夜獵何人願起故將軍」，用的是漢朝李廣的典故，李廣一度被解職，晚上打獵，遭到酒醉後的霸陵尉呵斥的故事。現實中白崇禧來台後投閒置散，在70餘高齡曾到花蓮打野豬，還因此受了傷。東山再起是不可能了，只是一個願望而已。
「遽吹五丈秋風舉世同悲真俊傑」用的是諸葛亮的典故，諸葛亮死於五丈原，作者將李浩然比作諸葛亮，可以說相當誇張，白崇禧在北伐抗戰屢有戰功，人稱「小諸葛」，但距離諸葛亮還差一大截。諸葛亮是丞相，即使不當丞相也是實際的執政者，白崇禧合乎這個身份嗎?在國府的權力結構中，當然有一定實力，但不可能像諸葛亮那樣身存身亡連繫著蜀國的命運。
況且諸葛亮「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死於軍，死於五丈原，這不是說人人須學諸葛亮；但將白崇禧之病終比作諸葛亮之勞悴而死，這個比擬也太奇怪。
二二八事件後，國防部部長白崇禧抵達臺灣宣慰（善後）。（維基百科）
「國葬」是對國家有重大貢獻者的葬禮，白崇禧的貢獻無庸置疑，但抬高到執政者的高度就很不合適，這是我反對《國葬》編入教科書的第一個理由。
《國葬》一文充滿了國族的政治符碼，對國家有重大貢獻者，應受到最高的敬禮與記憶，但這裡的敬禮是廣大民眾的內在心聲?還是只存在於少數人心中或者作者主觀的想像?反對編入教科書的第二個理由：不接地氣。
陳誠副總統1965年逝世，早白崇禧一年，據稱有四十萬眾恭送靈柩，沿途農民設案路祭的不計其數，當然這中間有官方的動員，但民眾卻不是官方找來的，民眾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好處借此表示感念，這說明一個道理，不管陳誠在歷史上的評價如何，他已和這塊土地有了深刻的連結，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接地氣，同樣的，不管兩蔣的評價如何，他們盛大的出殯，亦作如是觀。
白先勇在《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一書中提到，出席白崇禧喪禮的黨政軍人士有千人，沒有提到的是，是否送殯的民眾不絕於途？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白先勇只提到路上有許多軍人向靈車行禮。如果喪禮地點是廣西桂林，即使不必有國葬的規格，想必也會有成千上萬的民眾執拂送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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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台灣，一個失去戰場，失去權力的將軍，只有國葬的形式，不會有國葬實質；不接地氣的國葬，只對和他一起走過那一段光榮與恥辱歷史的人有意義，其他人則無感。
民眾如此，擁有權力者又如何看待呢？雖然白崇禧喪禮有國葬的規格，但行禮如儀的成份居多，蔣中正日記寫道：「昨晨往弔白崇禧之喪，其實此人為黨國敗壞內亂中之一大罪人也。其能如此善終……亦云幸矣。」誠然，偉大、不朽的價值不是來自有權力者的頒給，也不一定須由民眾來認可，但這篇小說既然是以「國葬」為主題，就應該有相應的內涵，而不是只把它成與南京中山陵謁陵時的風風光光作一強烈的今昔對比，如果國葬的內涵不足，作者想要表達的敬禮與記憶，如歐陽子所說：「敬禮！就好比《臺北人》的作者，從肺腑深處，用靈魂的全部力量，呼籲號召我們全體一同，向人類的靈性光輝，以及我們一度燦爛無比的國家文化，致上最高最深的敬意。」恐怕會因此變得微弱。
反對編入教科書第三個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國葬》缺乏懺悔意識。
靈堂中進來一個老和尚，原來他是李浩然最得力的手下，「鐵軍司令」劉行奇，副官秦義方回憶劉行奇在轉進來台後曾到公館來探望長官：
「行奇，辛苦你了——」長官紅著眼睛，一直用手拍著劉行奇的肩膀。
「浩公——我非常慚愧。」劉行奇一行咽泣，一行搖頭。
「這也是大勢所趨，不能深怪你一個人。」長官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兩個人相對黯然，半天長官才幽幽說道：
「我以為退到廣東，我們最後還可以背水一戰。章健、葉輝跟你——這幾個兵團都是我們的子弟兵，跟了我這些年，回到廣東，保衛家鄉，大家死拼一下，或許還能挽回頹勢，沒料到終於一敗塗地——」長官的聲音都哽住了，「十幾萬的廣東子弟，說來——咳——真是教人痛心。」說著兩行眼淚竟滾了下來。
劉行奇是慚愧，李浩然除了痛心以外，就是安慰以前的屬下，但這裡我覺得作者似乎輕易地把國共內戰的責任帶過；雖然這裡不是檢討會，但這樣的輕描淡寫實在無法交代，這一篇小說可以說是白崇禧放大的墓誌銘或者縮小的傳記，一個敗戰將軍難道不需要深刻的反省或懺悔嗎?
且用的是「這也是大勢所趨，不能深怪你一個人。」更像卸責，不只脫卸劉行奇的責任，李浩然將軍自己的責任也不必再扛起。
蔣中正對大陸的失敗也曾深切地反省過，如1951年開國紀念日提到，勘亂剿匪的失敗，一方面是客觀環境的險惡，另一方面是主觀條件的欠缺，造成了不可收拾的結局。同一年又說，大陸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我們本身崩潰，而不是敵人力量的強大。
反省、檢討是有的，但老蔣是否反省過自己，看他的文告、講詞都針對別人，而不是指向自己的內心深處。白崇禧呢?只有辯解，說不上有何反省，就算拒絕指揮徐蚌戰役(淮海會戰)站得住腳，華中三四十萬大軍最終崩潰，難道不用懺悔嗎?
其實政治人物也不必太期待他們會有真誠地反省，就蔣來說真正檢討到自己，政權會崩潰；就白氏來說指出自己的錯誤，英雄形象就會破滅。「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人之常情，明乎此，懺悔或反省意識不能來自政治界，在宗教，在文藝，在民間，或許較容易看得到。
缺乏懺悔意識是這篇小說最大的敗筆，據王國維的說法，李後主詞，紅樓夢除外，中國文學向來欠缺懺悔意識，在這篇小說中我們又看到不知懺悔為何物的明證。
以上說明了白先勇《國葬》不宜列入教科書的三大理由。然而教科書在與現代中國的連結上也不能空白，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幾乎是實錄，寫白氏未參與的徐蚌會戰，血肉橫飛，呵共斥國，以百姓為芻狗，比起抽象的回憶，真實多了，以龍文來代白文或許還能看到真正的反省、講真話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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