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台大校長卸任感言─大學治理以教育邏輯為先

筆者說明,國家政治力量與大學自治,二者關係雖非絕對的二元對立,但保持著一定程度緊張的拔河關係。(資料照,顏麟宇攝)

台灣大學於近日舉辦第十三任校長交接典禮,校長管中閔卸任,由工學院長陳文章接任新任校長,有網紅指他是國民黨二○二四總統選戰的最佳人選,他則以台語笑回:「我沒這款『卡稱』(指屁股)啦!」,管也引用袁世凱次子袁克文的詩詞「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表示已無更上一層樓的想法,而管中閔也多次指出,這四年的校務經驗,讓他知道「離真正的大學自治尚遠」,沒有真正的大學自治,台大和其他大學就難以脫胎換骨、充分發展。接下來卸任後,也會持續關注這項議題,更提及2018年卡管案是有心人士在背後操弄,才從單純的校園事件,變成長達一年的政治事件。自己在當時,被「行政」、「立法」、「司法」與「監察」輪流圍毆將近一年,若第五權也加入自己可能已經被打死,他提及當年鋪天蓋地的政治攻擊,自己是一個倖存者而已,能倖存一次,不代表能倖存第二次。並不斷倡議學術需要獨立於政治力之外的主張,大學校長任命屬於大學自治的範圍,大學自治屬於大學治理的領域,屬於教育邏輯,筆者認為治理大學的邏輯不可讓政治邏輯壓制教育邏輯,故為文提供給台灣的大學治理者做一參考,並論述如下。 

20221116-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舉行「2022年國鼎論壇」人才高峰論壇,圖為台大校長管中閔。(蔡親傑攝)
台灣大學於近日舉辦第十三任校長交接典禮,校長管中閔卸任,由工學院長陳文章接任新任校長,有網紅指他是國民黨二○二四總統選戰的最佳人選(資料照,蔡親傑攝)

 一、政治邏輯逐漸壓制教育邏輯

學者Neave與Van Vught在1994年認為政府領導高等教育中有兩個主要傳統:國家控制的模式(干預的國家的模式)和國家監督的模式(促進的國家的模式)。國家控制的模式是把高等教育看做一項同政府性質的事業,政府企圖控制高等教育系統的動力的一切方面,如入學機會、課程學位要求、考試制度、聘任和報酬等。但這個控制模式並不承認高等教育具有鬆散結合和多元的性質。另一方面,國家監督模式說明國家所施加的影響是較小的,很多有關諸如課程、學位、人員招募和財政的基本決策都留給院校本身治理。國家僅提出高等教育運作的範圍,有關使命和目標的基本決策,是授予系統及其各院校的職權。

顯而易見,在大學治理的過程,國家權力的出現,也就是政治邏輯的影響,本身依據國內實施的政體決定介入大學治理的強度,近年來,歐美國家政府因市場化下要求更高的績效政策,導致了教育行政官員必須透過權力和法律修改來處理學生人數增多、機會均等、責任制和學生培養等議題,目標是能有效分配資金、制定統一的標準、檢查執行的情況,且有實施各項有關大學治理與高教發展的公共政策。由上現象可知,代表了國家權力背後的政治邏輯,已壓制原先的教育邏輯,逐漸控制了大學治理的邏輯。 (相關報導: 管中閔是藍營2024最佳解?他揭賴柯不能及之處:至少比「齁齁揍逮幾」好看 更多文章

台灣大學、台大、台大校園、台大學生。(郭晉瑋攝)
在大學治理的過程,國家權力的出現,也就是政治邏輯的影響,本身依據國內實施的政體決定介入大學治理的強度。(資料照,郭晉瑋攝)

二、教育邏輯和政治邏輯的拔河

在大學治理中政治邏輯是國家政治力量的運作,學者Clark在1983年在討論高等教育系統時,區別了國家、市場和學術寡頭權力,做為決定高等教育系統的三種勢力。他把這種勢力合成一個圖形稱為協調三角形,政治邏輯便是國家力量運作的邏輯,而在西方大學發展史,可以從歷史看到歐洲大陸的國家開始有較多的權力掌控大學,是在使大學脫離宗教教會的控制干預後,另一學者Van Vught在1989年指出這種活動為:「政府按照制定的目標和使用由政府支配的工具,指導特定社會行動者的決定和行動。」,而研究者觀察與分析美、英、德、法等國的大學治理文獻發現,二十世紀以來,國家允許大學自治的空間,但政府也強調了責任制。上述的責任制指國家稅收資金的提供者,其要求政府對大學在各項表現負起責任的行動,正因如此,讓政府更積極地運用權力干涉大學內部運作,在歐洲大學治理方面,歐洲大學協會(EUA)在2020年對29個歐洲國家的大學自治進行評鑑。評鑑分為四個面向:機構自治、財務自治、人員自治、學術自治,綜上,可以看見大學自治空間在大學治理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