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月都有5天，妳不敢跟任何人說話、害怕別人聞到妳身上的味道，會想是否全世界都不喜歡我、不能被發現這樣的事情；也有一些孩子說，這麼多年都要看著自己媽媽每個月一天兩天不吃飯，只為了讓她跟姐姐有衛生棉可以用……」
2021年5月份台灣本土COVID-19（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全面強襲，原先堪稱世界最後一塊淨土之地瞬間面臨店家紛紛拉下鐵門、餐飲服務業大量倒閉各種危機，而被疫情海嘯沖打得幾乎無法站立、卻難以被社會看見的一群身影，是身在「最貧困女子」之列的女性街友、失業酒店單親媽媽、因為貧窮而沒有足夠衛生棉可用的少女。
「很多孩子一開始都不願意講，問到後來才知道，她因為不想被人知道她沒有衛生棉可以用，會穿黑褲子去上學、躲在垃圾桶旁邊……」現年23歲的「社團法人全球小紅帽協會」創辦人林薇，過去便碰過許多貧困少女如此掩飾生理期流出的經血沾染與氣味、讓自身變得邊緣，當疫情來襲，少女面臨更艱困的考驗──11日深夜，由資深新聞人、台灣食育協會理事長黃兆徽主持之線上講座「燭光點點：疫情下的弱勢女性困境」，即透過多位第一線服務「最貧困女子」的工作人員，道出大難來臨時最容易被忽視的各種人生之難。
「有兩個女兒但完全沒收入…」疫情加劇少女悲歌：房租水電都沒錢，怎能想到衛生棉？
如今23歲的林薇曾因「寫給譚德塞的一封信」事件爆紅，此外她也是「社團法人全球小紅帽協會」的創辦人，當2021年5月份台灣本土疫情爆發，團隊便火速展開「生理用品物資包」募集，迄6月29日已發出近600人份的生理用品。只是林薇也坦言，要募這樣的東西並不容易：「我們過去募集生理用品，其實會有人問說：這可以捐嗎？怎麼募這個？這不是該自己準備的東西嗎？」但林薇與她的夥伴深知這些生理用品對孩子們來說多重要，這是全世界、在台灣都發生的狀況──月經貧窮。
生理用品對有經期的女性來說是必備品，卻往往是被放隱形的需求──就連疫情期間協助募集與整理大量物資、撐起無數貧困家庭與超過500名街友困境的作家林立青，講座上也坦白說，他當初聽到林薇問「物資包」有沒有生理用品時幾乎是傻在原地、整個人變成化石：「我誠實說我沒想過，我可以募很多物資、八寶粥跟餅乾幾百箱幾百箱在搬，我也有想到物資可能要有濕紙巾、衛生紙，但我完全沒有想到生理用品。」而後林立青也以臉書協助生理用品募集宣傳。
林薇是留學海外時在荷蘭首次接觸到難民議題、意識到「月經貧窮」的存在，主修醫學的她也曾於賴索托、坦尚尼亞當地婦產科服務，不斷看見──「很多女性因為貧窮無法添購生理用品或無法足夠，這樣後續衍生問題會很多，可能有重複陰部感染、發炎、不孕、子宮頸癌，心理也會長期處在焦慮狀態，不知道什麼時候月經會來、有沒有足夠物資可以用、會不會上班上課途中月經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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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全世界都有這樣的問題，台灣不可能沒有，我至少要找出這群人在哪。」林薇說。自初經來潮，林薇就很關心月經教育、多元生理用品選擇，後來更是創辦「小紅帽」服務台灣10–18歲青少女，希望問出這些少女關於月經的需求、進而提供物資與各種關於月經的教育──而一切誠如林薇所說，世界都有「月經貧窮」，台灣當然也有。
在林薇看來，處理「月經貧窮」最大困難在月經承受的污名、「很多人不知道怎麼提出需求」，即便如今已2021年，很多少女光是要講「那個來」都有困難，更不用說去問出個案需求──就林薇經驗，很多孩子一開始都不願意講、問她月經會回「我媽媽最近在」轉移話題，直到後來才會慢慢問出孩子的狀況，各種令人難受的處境。
有些孩子為了掩飾生理期沾染與氣味只好穿黑色褲子去上學、躲在垃圾桶旁邊，有孩子跟姐姐兩人每月只能共用1包衛生棉、1天只用1片「我要是多用了姐姐就沒得用」，甚至有些孩子說，長年以來總是看著媽媽每個月一天兩天不吃飯、只為了讓她跟姐姐能有錢去買衛生棉──這些狀況隨疫情加劇自然變得更嚴重，林薇碰到很多家庭在5月15日三級警戒前就開始說自己減班、排不到班，每月收入變成2萬、1萬甚至更低，「還有個案有兩個女兒但完全沒收入，生理用品是他們完全無法想到的事情，這薪水還要付房租水電生活費……」
林薇深知長期生理用品不足的壓力有多大，孩子會害怕別人聞到自己身上味道、每個月都有5–7天提心吊膽、人際交往也會有困難，疫情期間的求助自然更多，因此她堅持：「無論如何我們會支持到孩子18歲，我們再窮都要從其他地方省、給生理用品這塊我們絕對不停──一旦停了她會回到原本的狀況，那些問題會跟著她們長大、甚至變成更多問題……」林薇也希望未來「小紅帽」不只服務10到18歲的少女、是更廣的年齡層，月經貧窮不是一時半刻能解決的問題，她想接住更多需要社會陪伴的女性。
疫情女性街友更艱困！睡艋舺公園半夜竟遭「壓上來」大姐憂安危被迫隱形、一包衛生棉成社工難題
女性的需求常是被隱形的，這點身為社福戰場老將、從2003年SARS疫情以前就開始協助街友的張獻忠也很有感。芒草心慈善協會理事長張獻忠說，雖然芒草心長年關注街友議題，但女性在街友比例估算不到2成、非常容易被忽略掉──最明顯就是準備物資時，即便民眾捐贈物資可能有衣服、有褲子，通常也不會準備到女性內衣褲，服務到後來2020年芒草心成立之女性街友自立支援心中「潭馨園」正式上路，張獻忠越走越覺得該去點出女性街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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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無家者數量少，不是因為女性不會流浪，而是女性在街頭比在家庭的風險還高，即便她家裡是很辛苦很辛苦的環境，她可能也不願意到街上……」女性街友常是隱形的、把自己包緊緊的，放眼望去很難辨識出性別，芒草心社工李佳庭說，主因之一在街上隨時會碰到性侵、性騷擾的恐懼──許多艋舺公園的女性街友長期擔心半夜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李佳庭一開始想：「公園都定時有警衛巡邏了，應該還好吧？」沒想到後來就有認識的大姐半夜直接「被人壓上來」性侵，有警衛巡邏的地方也一樣。
「有人管理的地方都會遇到性暴力事件，何況艋舺公園跟台北車站以外的地方，所以很多女性會把自己包很緊、躲在你根本看不到的地方，疫情前還有人會去睡麥當勞、網咖24小時開放的地方──但疫情這些地方都關閉了，女性會跑去其他地點，一樣全身包緊緊、用紙箱把自己蓋起來、或躲去社工通靈也通不到的其他地方……」
女性街友在平時就被迫隱形、難以取得資源，疫情期間更是如此。2021年5月份台灣疫情爆發、從事舉牌粗工洗碗等臨時工作的街友大量失業，芒草心雖然在這期間撐起街友生計、發送食物飲水與口罩，但李佳庭說，發物資最困難的就是衣服與生理用品了──艋舺公園附近窮困居民也很多、太早發物資一定會引來一堆人排隊，所以社工疫情期間會選在所有街友都入睡的深夜10點後才去發物資避免群聚，但時間這麼晚大家都睡了、女性街友又難以辨識，街友最缺的睡眠，誰忍心一個個把人家挖起來問「你是女性嗎」、「需要衛生棉嗎」、「用多大的」？
被迫隱形的女性街友在平時就很難被關注到，疫情期間更是如此（資料照，顏麟宇攝）
至於過去生理用品去哪裡拿，李佳庭聽過一些大姐說會去社福中心，但也有一些大姐對政府經驗很差──可能是申請低收入戶被回絕，可能是以前的社工一直叫她看醫生、一直問「妳為什麼不工作」、上對下的態度，也因此李佳庭也碰過一些一開始態度很差的街友，那時的他們已無法信任社工。
或許有人會想女性街友能否「回家」，李佳庭說，女性街友背後往往都有家庭暴力問題、送回去可能只會更危險，很多是有家依然睡外面的。有些女性可能還沒到街上，但李佳庭也想到，疫情三級警戒所有人都待在家，原先面臨家暴風險的女性恐怕只會更茫然，三級警戒是能去哪呢？
台灣第一個專門安置女性街友的組織、台中撒瑪黎雅婦女關懷協會社工廖宗琳補充，女性街友確實很容易把自己藏起來，台中很多大姐是躲在網咖、漫畫店、麥當勞，如今疫情期間這些地方不能去、連住在橋墩下的大姐都很怕被傳染而求助，協會雖然目前無法新收住民，但仍希望可以找到租金補助、短期租屋，幫助大姐們撐過疫情。
至於台北狀況，李佳庭說芒草心物資尚可再撐一個月、將長期抗戰至解封後把剩下物資轉交其他社福單位，此外她也想研究街友獲取資訊管道、進而更有機會溝通正確防疫與疫苗資訊；若捐款經費足夠，芒草心也想研發「自動消毒洗澡間」、每個人洗完就會自動進行空間消毒，這不只對疫情時的街友是必要，將來若不幸發生重大災變時或許一般人也可以用。
「每個族群都有特殊問題，但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貧窮』」
「這行業有很多弱勢，她可能來自經濟弱勢原生家庭、年紀小小就要出來工作，因為酒店這產業門檻很低、不需要什麼學經歷、只要有基本外表跟互動行為就可以工作，這行也會包括一些求職不易的女性，特別是單親媽媽──很多單親媽媽求職會被刁難、懷疑她有孩子會無法穩定上班、不錄用她，也有一些精神疾患者無法做一般朝九晚五穩定工作，酒店就可以提供彈性的工時、不用像一般工作那樣；更多是有迫切財務困難的人，這行錢可以賺比較快，總結來說，酒店這行其實接住很多沒被社會安全網接住的人。」
就過去筠筠受訪所言，這麼多年來她旗下也只有1–2個公關可以不喝酒、不接S（性交易）還可以收入豐厚，最極端低收入狀況是每周上班5天只領到6000、一個月才24000、還沒扣掉每天妝髮成本費用，這些收入至多維持基本生活，也因此當2020年酒店只因為一個女公關確診就全面停業，能承受巨變的公關少之又少──當時很多店家無法營運、無法作帳、發不出薪水，有些負債無法工作的公關說快受不了了要去自殺、有些單親媽媽單親爸爸付不出房租、更有房東知道租客在酒店工作就要趕人，甚至有些公關試圖掙扎轉往地下化工作、卻被「白嫖」被持刀搶劫。
人們以為酒店好賺錢，但曾經擔任酒店公關3年又做過經紀人的她很明白：「酒店這行其實接住很多沒被社會安全網接住的人。」（顏麟宇攝）
也因此，2021年5月份疫情一爆發，「臺北市娛樂公關經紀職業工會」馬上動起來，一停業就發新聞稿訴請紓困、募集物資與募款津貼、短短一周就募到驚人的民間捐贈，奶粉尿布物資尤為重要：「小朋友奶粉尿布很貴，而且奶粉不能隨便換、寶寶可能拉肚子，我們要買兩三人份可能就要花1萬多……」至於募款得到的民間紓困金，這些錢不只發放給因疫情停業碰上困難的酒店公關，也提供給27名在萬華工作的茶室姐妹。
「我們很擔心萬華的姐姐們，也透過一些組織去接觸、協助27位姐姐給津貼、做一些個案調查──大部份都是50–60歲，有些是一個人獨立養兩三個孫子，有些因為可能疫情期間兒子剛從監獄出來工作很難找、同時要養自己兒子──這些上了年紀的工作者，她們處境會比年輕的更艱辛，短期內要尋求別的工作不容易。」筠筠說。
甚至也有不在酒店工作的家庭找上筠筠一行人求助，也讓筠筠看見政府紓困之難──有個個案是3個家庭分別有3–4個小孩要養卻全集中一戶、一戶高達12人，他們原以為這樣比較容易申請到補助、卻連低收入戶資格也沒有，目前已轉介給其他社福單位；疫情期間有個紓困方案是「有小孩可以拿1萬」，但很多實際扶養孩子的已離婚酒店公關並非監護人、紓困金給了爸爸，紛紛來求助；最窘迫的狀況是，無勞保身份者的紓困申請是從6月21日寄件、各地區公所審核，到7月上旬急需紓困金的人們都還在等。
筠筠相當感謝疫情期間民眾熱情聲援捐款、幫失業的酒店貧困家庭度過一時難關，但酒店本是承接社會安全網漏接的人們之地，長遠來說她仍希望做更多事，例如在林森北路一帶成立托兒育幼中心協助晚上無法帶孩子的媽媽、持續協助離鄉背井到酒店工作卻無人訴說心聲的孤獨公關，也會持續倡議公關加入工會進行勞保、至少能有最基本的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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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族群都有特殊問題，但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貧窮』。」芒草心協會理事長張獻忠最後總結說。無法有足夠衛生棉卻難以啟齒的少女、流落街頭因擔憂安危被迫隱形的女性街友、被這社會以為不需要幫助的酒店公關，她們共同面臨的問題是貧窮、疫情期間更是加劇──民間團體努力之餘，堪稱「低收專家」、一年替上百人辦低收卻也持續看見無數人被回絕的張獻忠，他也期待政府能正視一些貧窮卻得不到補助的「邊緣戶」，若是將來各種社會救濟審核更彈性，比起政府顧慮，能接住的是更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