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足文化  

全面服務的定義其實很簡單：客戶需要什麼，我們就提供什麼。但這樣單純的宗旨，做起來卻是複雜、立體、跨時而無邊無際的巨大工程。

在臺北工作了三十年，絕大多數的時間，我居住、工作的地點都和「張」有關。任職《人間雜誌》時，住在「六張犁」臥龍街底一棟和同事合租的公寓；後來轉到新店民權路的《大地地理雜誌》，那兒的老地名是「二十張」；結婚後搬到中和連城路，有一天我問了問丈母娘，那兒的老地名叫什麼？她說叫「二八張」，再過去一點，「遠東ABC」那兒是「四十張」。

由基隆市區沿著國道一號南下，出了基隆端隧道後，一路會經過八堵、七堵、六堵、五堵，然後進入汐止、南港，臺北在望。可是四堵、三堵、二堵、頭堵哪兒去了？四堵在坪林，三堵、二堵、頭堵在宜蘭冬山鄉。多麼奇怪的排列次序！

自六○年代起，蔣經國對台籍人士的觀感及實際應對，與兩個因素密不可分：一是美政府開始關注本省人未來的政治動態，亦即華府對台政策開始出現微妙的風向轉變，二是小蔣本人從幕後走向台前的轉折。一九六一至六二年間，蔣介石欲利用中國大陸發生饑荒而發起軍事行動，但遭甘迺迪總統無情的壓制，這也使他想借助美國之力反攻復國的希望益加渺茫；對華府而言，當以外省人為主體的國民黨政府重回大陸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時，那麼人口佔絕大多數的本省籍百姓，其未來動向便值得密切關注。如前所述，一九六一年夏天美政府一度決定核發廖文毅的入境簽證，儘管國務院在最後一刻剎車，避免與蔣介石決裂，然而不少觀察家皆將此視為美方改變對台政策一項試探性的舉措。

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李登輝日後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日兩國全面開戰，蔣經國無法繼續隱居故鄉閉門讀書、置身事外。時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主動向蔣介石提議，讓小蔣前來江西任職，置於其麾下。熊早年參加同盟會，後東渡日本，一九二五年自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返國追隨蔣介石參加北伐；一九三○年起主持江西省政以來，負責圍剿紅軍，厲行保甲政策，積極推動「新生活運動」，甚受蔣介石器重和欣賞，將自己歸國不久的兒子置於熊式輝身旁學習成長，老蔣是可以放心的。一九三八年新年過後，蔣經國即從奉化來到江西省會南昌，他的第一個職務是省政府保安處副處長，兼任政治講習學院總隊長與新兵督練處處長，熊式輝自記初次見到小蔣時，「余無勉勵語，但略略指示今後工作，而於舊日規模，則無一語提及」，似乎擔心以長輩姿態提示教誨過甚，恐讓年輕氣盛的小蔣認為是老生常談，心生厭煩。

至今仍有不少人對蔣經國晚年為何選擇李登輝擔任副手而感到好奇，由於他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即停筆不再寫日記，吾人無從得知一九八四年春天當他思索副總統人選時，內心想法究竟為何。儘管如此，從現今所能取得的有限資料中，我們仍可設法對蔣經國「接班人」此議題進行一番探討。

「後宮不得干政」，相信這句話大家並不陌生。不僅在古裝劇常見，之前打算參選總統的某財團大亨，因為老婆不高興而離家出走，竟也對著媒體說出這樣恐怖的話。可見，即使在女性領導人早已不足為奇的二十一世紀，「女性不得干政」的觀念，居然還深植在某些人的心中。

西元前不知年不知月不知日清晨，壕溝裡傳來一名初生男嬰的哭聲。他被放在一個竹簍裡，身上僅有一條破布蔽體，手腳殘餘著血漬，周遭看不到任何與父母有關的物品。很顯然，他是一名棄嬰，而且是遭到惡意遺棄的那種。

一九八四年秋天「江南案」的發生，加速台灣威權體制走向終結，開啟全面民主化之路，而在外交與兩岸政策上，國府內部也經歷一段激烈的路線之爭，「亞洲開發銀行」（AsianDevelopmentBank，簡稱「亞銀」）的會籍爭議，把台北當時的糾結清楚地展露出來。亞銀在一九六六年設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國之一，因不隸屬聯合國所轄組織，因此台北退出聯合國後，北京無法自動取代會籍，八○年代起中共積極運作加入亞銀，美政府無法反對北京入會，卻希望保住台北的會籍，因而主動協商，希望國府比照奧會模式，在參與名分上彈性處理，譬如改以「台灣．中國」（Taiwan,China）的名義參與，換取北京不堅持台北必須除籍或降級。

兩岸之間透過香港或其他第三地進行似有若無的接觸傳聞，在一九六六年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之前，一直沒有中斷，蔣經國在日記裡多次提及曹聚仁來函，而陳誠、黃少谷等黨政要員也都收到來自對岸周恩來、張治中、傅作義等人的私函，內容涵蓋國共第三次合作、外島停戰、北京援台、雙方換俘以及台灣派團前往大陸交流等，其中較值一提的是，包括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曹聚仁代表北京向台北提議，以一九四九年被中共俘虜的前國民黨將領黃維、杜聿明與康澤等十人，交換遭蔣介石軟禁的張學良，以及中共以兩億美元購買在台故宮文物。

沈君山辭世後，媒體來到清大校園採訪。年輕的大學生對著鏡頭說，不知道沈君山是誰，雖然寫著沈君山名字的「奕園」就矗立在清大校園之中。這樣輕飄飄的時代，即使是石碑牌匾，也無法阻擋記憶的逝水如斯。

「我第一眼就愛上了他。」八十三歲的夏君璐，談起殷海光雙眼發亮、雙頰緋紅，眼神表情像個十七歲的少女。

一代青衣顧正秋辭世消息曝光後，電視臺跑馬燈打上「蔣經國追不到的女人」當標題。顧正秋女兒任祥告訴我，那一整天她不敢看網路、也不敢看電視，心中有所準備：對京劇藝術陌生的世代，對一代青衣的記憶只剩下了八卦。

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五○年代期間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之一，就是必須在幾乎一無所有的狀況下打造出現代經濟體系。與許多熱帶國家一樣，臺灣的糧食向來都可自給自足，不太擔心貿易平衡的問題，因此當然也對發展出口貿易沒有興趣。龐大官僚體系的支出大致上還可以靠美援來打平，但國民黨政府高層深知世界時勢瞬息萬變，如果沒辦法賺取收入，臺灣也撐不了多久。

我們戰後出身的日本人，可謂看著水木茂的妖怪卡通片《鬼太郎》（ゲゲゲの鬼太郎/GeGeGenoKitarō）長大的世代。筆者小時候住在神戶市的老社區，有些鄰居聊到《鬼太郎》，不時提及「《鬼太郎》的作者因爲曾經住過隔壁的水木通（Mizuki-dōri），所以他筆名叫作“水木茂”（水木しげる/MizukiShigeru）」之類的話，因此我們當地居民自然而然對水木茂有著一股親近感。從幼稚園到國小，當年迷上水木作品的我們，一直以爲他只是位妖怪博士，壓根兒沒想到其實他是很擅長畫戰事和歷史故事的漫畫大師。

那是歷史性的一天。有人甚至說，「歷史性」不足以形容這天如何令人震撼。2016年11月8日，美國民眾選出唐諾﹒川普為下一任美國總統。川普以不小的差距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川普的勝選翻轉了美國內政和外交政策，並警示中美和台美關係可能大幅改變──或許會永久性地調整。觀察家幾乎異口同聲地指出，川普是華盛頓－北京－台北三邊關係不穩定的因素。許多人聲稱，川普瞬間為美中台三邊關係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若我們想探究中美衝突的本質，或許可從「中美已處於戰爭狀態」的命題出發。讀者必須瞭解，過去「大規模殺戮和破壞」的全面戰爭模式不再是國際關係的常態。自二戰以降，西方國家（以及大部分的非西方國家）雖捲入多場戰爭，但是幾乎所有的國家談及戰爭時，都會強調避免殺害平民或造成敵軍大量的人員傷亡。像是某種國際規範般，各國不再為了領土而大打出手。事實上，各國高層都有默契地認同這條不成文（但被承認、甚至強制執行）的國際「法律」，禁止強奪和併吞他國領土的行徑。

許多經驗老道（就全球問題能達成各方皆能妥協的解決方案）的外交官常宣稱，「台灣問題」是中美迄今唯一無法迎刃而解、毫無商量餘地的分歧，而所有其他的問題都能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癥結不僅在於歷史恩怨，也牽涉到中美的戰略的考量。若美國拱手將台灣讓給中國，此事必然嚴重衝擊美國的國際威信（亞洲和其他地方的國家如何看待）。由於過去雙方與台灣的關係，北京和華盛頓對於台灣問題的立場截然不同。為何如此？

中國早就預期蔡英文和民進黨將一舉贏得2016年大選的勝利。事實上，北京已有準備。我們可以說，中共高層知道如何回應蔡英文當選的結果，或至少在大局已定前未雨綢繆。2005年5月，胡錦濤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表「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意見」，新形勢意指陳水扁連任可能帶來的問題。其四點意見為：1、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不動搖；2、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絕不放棄；3、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絕不改變；4、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絕不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