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心時代  

二〇一〇年三月，我接到邀請函，參加北京市中心一場典禮：胡舒立總編輯重出江湖，來搞挖掘醜聞了。她與發行人決裂不到四個月，便租下一家餐廳的舞廳，邀滿記者、官員及學者。她開創一個媒體集團，左右手很多是隨她一起離開《財經》的編輯、記者。她耍了想吵架的一招，把新刊物取名為《財新》，在中文裡聽起像新《財經》。

創意階級因遭逢壓力而掀起的衝突，遠超過艾未未的世界；為競逐道德權威及信任而發生的爭戰漸漸轉向個人。二〇一二年元月，一位自名「麥田」的博主寫了篇標題為〈人造韓寒〉的文章，他比對韓寒博客貼文的時間與他參加賽車的日期，歸結說文章不可能是韓寒所寫，可能是由寫手代筆。麥田聲稱韓寒是個騙局。韓寒的反應是駁斥，懸賞三百萬美元給任何能證實麥田無誤的人。他的粉絲指出麥田的時間點多有錯誤，於是麥田把文章撤架，但是這次詐欺的論戰，引起一位不尋常人物的注意，他名叫方舟子。

挑戰中國文化的限制，無人可以超越艾未未，而當局最後回應的策略，是叫他住嘴。他獲釋後第五個月，也就是十一月，政府勒令他支付「未繳稅的款金及罰金」二百四十萬美元，說是跟三宗建築設計案有關：他替北京設計的攝影博物館、替英國及新加坡付費客戶設計的兩間公寓。艾未未懷疑，這些案子會吸引官方最高矚目，是因為它們牽涉到海外客戶及戶頭。

文化大革命是毛為了權力的最後一搏。大躍進造成大災難之後，他的政敵把毛晾在一旁，所以毛祭出中國的年青人來「炮打黨中央」。文革讓毛有了新光環；媒體宣稱，「讓毛澤東思想控制一切」，人民則跪在毛銅像腳邊，懺悔自己的罪過。他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據稱有神奇力量：國營媒體報導，小紅書讓一隊外科醫生能摘除重九十九磅的腫瘤，還幫上海工人把下沉中的城市抬高四分之三英寸。

中國如今的難題遠不只是經濟。鄧小平和同僚讓他們的國家走上「改革開放」的路之後過去了四十年，他的後繼者卻倒轉了頭，而且政治與文化皆然。對中國老百姓來說，開這種倒車會有多顛簸呢？打個比方，以前美國有邊境公地放領，假如國家從邊境撤離，會讓領地墾荒的人多麼心煩意亂？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UnionChamberofCommerce）榮退主席伍德克（JoergWuttke）曾在中國生活三十多年，他告訴我：「中國永遠不缺東山再起的故事，但現在不是時候。」他回想以前在北京大學對一整屋子學生演講時：「我說，『你們當中有誰樂觀？』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樂觀—意思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有三分之二的人感到悲觀。有一種『我們在這兒幹嘛』的感覺。」

二十五年前，中國正當紅的作家是一號叫王小波的人物。王小波受過文化大革命的煎熬，同樣遭遇的人會把這段經歷化為掏心掏肺的創傷故事，但王小波不一樣，他是諷刺家，有寇特．馮內果（KurtVonnegut）的意趣，對於政治入侵私生活領域洞察甚深。他中篇小說《黃金時代》寫到一對年輕情侶坦承犯下了布爾喬亞的婚外情—「在山上敦偉大友誼時，嘴裡噴出白氣。」兩人被逮到要交代自己違背了革命的規矩，但當地的黨員關注的顯然不是馬克思，而是他們「偉大友誼」的淫迷細節。

紐約客記者歐逸文(EvanOsnos)的《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是對當代中國的精確描述嗎？

很多人都相信，除非共產黨擊退貪腐浪潮，不然貪腐將「無可避免地導致亡黨亡國」，習近平上任沒多久，就承認了這一點。他把現況比擬為「物腐生蛆」，矢言不光打低階的「蒼蠅」，還要打實力強的「老虎」。他呼籲同志們要「勤勉節約」，習第一次正式訪巡時，國營電視台報導他住宿的是「普通客房」，晚餐沒辦宴會，而是吃自助餐──這項表態在中國政治文化是如此激烈，以至於「自助餐」一詞變得有超自然意義。國營的新聞通訊社還發了偌大頭條，標題是「習近平拜訪河北貧戶：晚餐只四菜一湯，沒有酒」。

我在北京的最後幾個月，體驗到了共產黨的某個脆弱時刻，黨居然把一個有兩千萬人口的城市，成功帶回較簡單的歲月。那是二○一二年十一月，黨著手清理首都，以備舉行十年內最神聖的事件：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兩千多名黨代表集會在京城，最高潮處是新政治局的揭幕，並被委以帶領人民共和國走向未來的重任。在準備期間，中宣部要求其遍布全國的辦事室創造出一種「簇擁推動十八大勝利召開的氛圍，另外，網路上的宣傳也要達到高潮」。檢查人員切斷了網路上談論貪腐及陰謀的新帖文，封鎖最新的雙關語，另讓網路上那些令之難以忍受的玩笑來源，全都噤口：有個任職於北京某投資基金的男子翟小兵，發了一條推特冷笑話，把十八大比擬成一部新的關於世界末日、天地毀滅的電影，於是被捕，關了三星期。

想成為真正的信仰者，那是個分外困難的時代。2012年六月，叛逃者林毅夫結束了他的世界銀行任期，返回北京。他對任內成就很是自豪，他促使世銀多學習中國經驗，多強調基礎建設及工業政策，送別時，大家向他致敬；只是私底下，他與世銀分手時，彼此都覺五味雜陳。他以局外人之姿到任，離職時還是個局外人。當他在世銀內部碰到批評人士，質疑他信仰政府能做出最好的投資決定時，他避而不辯。他與招募他的世銀總裁佐立克並無交乘作用。林愛掛在嘴邊的是：他不僅是第一位出身自開發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還是頭一個「能好好瞭解開發中國家」的學者。

我造訪艾未未工作室時，感覺很奇怪──一種壓迫感，空間幽閉得令人恐懼。他的助手正在工作，設計圖用大頭針釘在牆上，但艾未未還生活在法律的煉獄裡，雖然能自由地創作藝術，但禁止離開首都。警方要求他每次離開家都要先來報到。他跟我說：「我必須向他們報告我要去哪兒，要見誰。基本上我聽他們的命令，原因是這根本不意味著什麼。我還想告訴他們，我不害怕。我可不偷偷摸摸。他們可以跟蹤我。」

每當一個新點子橫掃中國，不論是新時尚、哲學、還是生活方式，中國人均稱它為「熱」。在改革開放頭幾年，中國人患上了「西裝熱」、「薩特熱」（Jean-PaulSartreFever）、「私人電話熱」。你很難預測某種熱何時、何地會發作，還有過後會留下什麼樣的影響。

我經常著迷於西方人看中國的視角，不論是訓練還是文字始然，他們似乎總能毫不費力氣（不必激動的）看待中國的發展或變化。

在中國很紅的紐約客記者何偉和歐逸文，都發現自己因為對中國讀者的巨大影響力，而可能被北京的政黨和政府所利用。為了避免被刪節誤讀，繼何偉之後派駐中國，深入觀察寫出《野心時代》的歐逸文，決定不在大陸出版簡體版，這本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紀實文學報導，唯一的中文版，由台灣的八旗文化出版。中國官方版Chinadaily報導，《尋路中國》作者何偉比較中國和埃及，結論說中國政治穩定，埃及革命混亂。ChinaDaily對何偉的斷章取義，假借其名唱讚歌以弘揚自己的治理模式，逼迫何偉在臉書上申明自己的本意。洋人在中國被使用和消費，從白求恩（加拿大醫生，具有國際主義思想和人道主義思想）、到埃德加斯諾，到史沫特萊，到李慕白，到奈斯比（寫《中國大趨勢》的那位），到季辛吉，都是中國官方所謂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已經是一大串混雜著慾望、彼此利用、投機主義和理想主義的中國故事了。可是還沒有這方面很好的書寫。台灣人被利用的當然更多！或險被利用的，如寫《尹縣長》的陳若曦。而何偉，現在已經更清楚地意識到了吧。他的中國書寫，遠離政治，但把中國底層人物和發展脈動置於大政治的架構下，耐讀好看。他離開中國去開羅時，說自想在若干年後回到中國，再次書寫中國，他會寫什麼主題呢？政治依舊是他若即若離的背景嗎？比較下來，當何偉去開羅時，歐逸文正從開羅到北京（他之前是駐開羅的記者，二人路徑正好相反，很有趣！），他的書寫，聚焦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聚焦在中國的公眾人物。

《紐約客》記者歐逸文新書《野心時代》獲美國國家書卷獎，他發現今日中國如二十年代的美國，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富創意，有決心再加上新點子，敢打破常規；但制度失衡，潛藏社會失控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