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的身體擠成一團，手肘靠著手肘，整個上午都在廣場角落爭搶一個位置。十月的陽光下，皮膚黝黑的士兵們站在寒風中，頭戴鋼盔、高擎刺刀，一邊高歌、一邊行軍。每兩輛坦克成一列向前移動；然後是榴彈砲隊、小馬隊以及肩上扛著迫擊砲和火箭筒的砲兵。皇門前的石板上，男女老少莫不伸長了脖子望向毛澤東畫像上方的一個平台；這幅藍色畫像掛在藍色霓虹燈管旁。它底下有一堆黃色彩帶在人群中盪漾。在這個狂熱的廣場上，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是紅色的。
下午三點過後，一位身穿黑色羊毛套裝的高個子走到城門上方一排麥克風前。他舉起一張摺疊起來的紙頭，抿著嘴唇，低頭看了看一排大字。雙下巴幾乎碰到他的衣領，厚重的下巴遮掩他的顴骨。雖然毛澤東才年過五旬，但身體不好。他是夜貓子，很少在天亮前上床睡覺。多年來，他嗜吃燉豬肉，香菸也是一根接著一根，需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因此搞壞了身體。偶爾一陣暈眩襲來，他會突然腳步踉蹌──醫生說，這是循環系統出問題的一種血管神經病。儘管如此，他仍然保持著一位熟人所描述的「一種中年人堅實的元素活力」──這種磁性是照片永遠無法傳達出來的。
這天，毛澤東以他高亢的湖南話發表演講，當中並沒有特別令人難忘的詞語：他以幾段話讚美革命英雄，也痛批英美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傀儡。但隨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活動則熱情洋溢、十分壯觀。毛澤東按下按鈕，這個信號讓紅底、黃星的大旗冉冉升起──樂隊奏起新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起來，起來，起來！」的歌聲響徹雲霄。禮砲響起，戰鬥機隊劃過天空。
夕陽西下，盛會卻持續著。煙火奔向天空，燃起鮮亮的火焰，然後墜落；雖然悶燒，卻不會傷人，或落入興奮的孩童當中。紅色的絲帶布旗在晚風中飄盪，彷彿巨大的海蜇隨波起伏浮動；看在當天在場的英國詩人威廉．安普生（William Empson）眼裡，它們具有一種「奇妙的親密情感效應」。遊行的隊伍高舉火炬，還有人攜帶用紅紙製作的燈籠──有些形狀像星星，有些像立方體，裡面點著蠟燭或放了腳踏車燈罩。慢慢地，在歌聲中，長長的隊伍散布在全城各個角落。
遊行隊伍中有位十六歲的男孩陳勇，他拿著一個小小紅色的閃亮立方燈。當他加入毛澤東的部隊時才十二歲，不過他看起來至少年輕一、兩歲。他研究摩斯密碼──這是同齡男孩能夠擔任的少數工作之一──然後加入一個單位，走遍東北的白山黑水。由於漫長的內戰即將結束，陳勇的父親要他返回學校讀書。但是，這天晚上沒有人會在家念書。戰爭結束了；毛澤東獲勝了。陳勇提著燈籠走進黑暗中。
這本書是針對杜魯門政府對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獲得勝利所做出的回應，進行一整年的敘述。而我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最感欣喜的部分，就是能夠與一些目睹這十二個月戲劇性事件的人聊天、訪談。歲月不居，現今仍活著的目擊者愈來愈少；有些關鍵人物已過世四十年，甚至更久。其餘的也垂垂老矣，記憶力快速消退。在敘述這個故事時，我總是緊抓著當代的文獻──日記、備忘錄、信件和報刊報導，因為這些文件能夠呈現當年最精確的樣貌。不過，我絕不會錯過與實際在場目睹過程的人交談的機會。這些遭遇有點神奇──我與過去的中國竟然產生活生生的聯繫。
在陳勇那陷於盛夏濕氣的公寓中，他慢慢地走過水泥地板，從床頭櫃打開一個抽屜，拿出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中，年少的陳勇穿著一件中國共產黨士兵的襯墊灰色外衣，腰部收緊，就青少年的身材來說，衣服尺碼太大了。我們談話時，七十年前的情感似乎全都回來了；他一度悄悄地開始哼唱起一首老軍歌。可是，當我追問他所經歷的細節時，他經常記不起來。他會瞇起眼睛直視我，然後沮喪地說：「記不得了。」但是，當我問他是否經常回想當年事蹟時，他卻說：「幾乎常常會想起。」當然，這就是年紀大了之後的巨大矛盾：我們愈是記不得，就愈花時間去回憶。
中國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掌握大權後不久即表示，他認為革命史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最好的營養素」，有助於成為偉大的國家。（資料照，取自Getty）
人會凋零，國家也是：即使參與過革命的倖存者也正在消失，目前中國領導人就花不少時間試圖記住那個時代。中國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掌握大權後不久即表示，他認為革命史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最好的營養素」，有助於成為偉大的國家。經過一九八○年代多年去毛澤東化之後，中國的領導階層現正有意識地重彈毛澤東一些最著名的政治曲調。中國現代政治家回顧過去時，並非朝向大躍進的瘋狂愚蠢──當時毛澤東妄想改造中國的農業經濟；也不是朝向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掠奪──在一九六○年代末期和一九七○年代初期，毛澤東動員中國的不滿青年瘋狂地鞏固他的獨裁統治。今天的中國領導人則是以他們全心的情感反響，慶祝一九四九年的勝利。在各種致敬行動中，習近平政府制訂了一個新節日，在每年九月三十日舉行「烈士節」紀念活動──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國領導人在北京興建了一座重要的國家紀念碑。
今天的中國仍然充滿著一九四九年的紀念物。最近一個春日早晨，我從北京到西柏坡一日遊。當年年初解放軍準備完成征服中國大陸的工作時，毛澤東以西柏坡做為他的農村基地。曾經是破爛道路的顛簸旅程，今天已變成沿路樹蔭夾道的高速公路，一路暢行四小時。雖然北京的天氣異常晴朗，沒有霧霾，當我們往西南方向行進到中國的工業中心地帶時，天空變得愈來愈朦朧。車窗外，新中國的影像一路閃過：沙坑、煙囪、太陽能光電板、電線，還有那宛如被一個宇宙級怪物啃掉一大塊的山丘。然而，在其他方面，舊中國仍然與我們同在。我的計程車司機在他的福特轎車儀表板上擺了一個毛主席的白色半身像，它的底座標示著「保佑平安」。
西柏坡現已變成一個遊客熙熙攘攘的喧囂城市，我們經過一家名為「紅色記憶」的餐廳，和一個販賣印有毛澤東和習近平肖像小飾物的旅客中心。再往前走，我們到達一排褐色的低矮平房，掛著寫上中文和俄文的告示牌。遊客在梨樹和槐樹旁漫步，只要花費五塊錢人民幣就可以坐在號稱是毛主席愛坐的帆布摺疊椅上；只要付二十塊錢，就可以在沙袋堆後面穿上舊軍裝，扛起步槍，拍一張照片。根據一位工作人員的介紹，為了替水池騰出位置，這個位址實際上已經從原來的位置略微移動；但似乎沒有人會介意。這天早上，紀念館擠滿遊客，魚貫地走過裝滿革命遺物的玻璃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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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回憶還有另一個陰暗面。一九四九年毛澤東的勝利在太平洋彼岸引起了反應；當年年底，美國將原本主要限於歐洲的圍堵共產主義政策延伸到亞洲。杜魯門政府制定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畫──包括一連串祕密作業──來支持中國周邊國家。即使毛澤東鞏固了他對大陸的控制，美國也悄悄提供金錢和武器給他的敵人。這些歷史事件也讓斷斷續續正在崛起的中國人認清他該有自己的作為。焦慮的中國官員認為，在今天美國的政策是一九四九年出現過的圍堵戰略之續集。他們擔心美國部隊在東亞地區的部署和訓練任務，他們也對西藏、新疆和台灣等熱點地區相當存疑，密切地注意現代美國是否有包藏禍心的證據。
對於一九四九年如此敘述──夾雜著勝利與怨氣──其實是忽略了許多事情。事實上，美國的決策者為了因應毛澤東的勝利所做出的回應，彼此產生激烈的爭論。有些人想和他打交道；也有人想要對抗他；還有一些人則完全不想理會他。這些不同的主張中，還存在千絲萬縷的細微差異。這些爭端不僅僅是戰術上的意見分歧，也反映出美國與中國關係的本質存有深刻的分歧，揭示了美國人性格本身的斷層線。它們摧毀某些人的職業前途，也使得一名內閣成員潸然落淚；隨後的數十年中，也在朝鮮和越南引發了美國最具分裂性的對外戰爭。最令人不安的是，儘管現在這些裂縫大體上已被掩蓋起來，但是依然存在。每種方法都是由自身的自我欺騙、以及對自己品牌的記憶和遺忘推動著。
對這一切的歷史幻想其實並沒有明確的解藥。這不是簡單陳述事實的問題；我們會告訴自己，關於中國的故事其實充滿激情，很容易就被驅散。儘管如此，藉由進入當事人的軀體、透過他們的眼睛來看待一九四九年的困境時，我們可以開始分享他們的一些恐懼和驚駭──並且最終消除我們自己的一些焦慮和誤解。換句話說，面對一個失控的故事，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再講述另一個故事。
＊作者為凱文．裴萊諾（Kevin Peraino），資深國外新聞記者，足跡踏遍世界各地。在《新聞週刊》（Newsweek）擔任資深撰述及分社主任長達十年，曾經入圍李文斯頓外國報導獎（Livingston Award for foreign reporting），他的團隊於二○○四年榮獲得國家雜誌獎（National Magazine Award）。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迅猛的力量：1949，毛澤東、杜魯門與現代中國的誕生》（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