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威海。我尋找一名打撈歷史記憶的前輩記者。楊繼繩每年夏天都會來此小住。為了逃離北京的霧霾天，楊繼繩退休後在風景宜人的海邊買了一所房子。走在這個社區裡，隨處可以聽見北京、天津、山西口音。
楊繼繩是新華社的著名記者。從一九九六年開始，花了十年時間，利用在中國各地出差採訪的機會，收集素材，寫出《墓碑》一書，首次在中文世界系統記錄下中國的饑饉年代。我在威海拜訪了這位受人尊重的新聞界前輩。楊繼繩身材不高，濃重的湖北口音。他告訴我，父親在災荒中離世，促使他關注這段特殊的歷史。
楊繼繩是過繼的，父親其實是他的伯父，對楊繼繩很疼愛，傾其所有供楊繼繩讀書，這在當時的農村很有遠見，給年幼的楊繼繩種下了追求知識的動力。
一九五九年四月底的一天，讀寄宿制中學的楊繼繩正在學校辦壁報，村裡的小夥伴趕來告訴他：「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看看吧，最好能帶點米回去。」楊繼繩到食堂科停伙三天，取了三斤大米，立即往家趕。走到村裡，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樹皮都被村民剝去吃掉了，家裡沒有一粒糧食，水缸裡連水也沒有。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原來，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受不住，想去買點鹽沖水喝，倒在半路上，被村人抬回家。楊繼繩很自責，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父親已經不能下嚥了，三天後去世。
楊繼繩自清華大學畢業後進入了新華社，立志做一名講真話的記者。養父餓死的一幕沉甸甸掛在心中。他工作之餘開始收集困難時期的歷史資料，經常在出差採訪結束後，先把稿子寫完寄回單位，再多呆上一兩天，利用當地關係，到檔案館去查歷史資料，或者尋訪當事人。
「三年自然災害」的概念，在中國民間有不同描述。一種說法是指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這三年，另一種說法則是指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三年。而楊繼繩認為，其實那是一個跨度和影響相對較長的時間段。一九五五年，經濟指導方針「冒進」，高指標、高速度，造成了一九五六年國民經濟全面緊張。由於糧食高徵購，一九五六年農村已經餓死了不少人。不同的地方受到饑荒波及的時間段略有差異。在一九六三年全國災情逐步趨於緩解好轉。中國歷來是自然災害多發的國家，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肯定是有自然災害的；但是調查發現，這三年的自然災害並不比歷年的自然災害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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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採訪了國家氣象局退休專家高素華。高素華一九六三年畢業於瀋陽農學院農業氣象專業，畢業後一直在國家氣象局工作。她告訴楊繼繩：「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在全國範圍內沒有出現大面積的旱災和澇災，也沒有出現大面積的低溫災害。這三年是正常年景。」還有一種民間說法，中國陷入糧荒跟蘇聯逼債有關，把三年困難時期的外部原因，歸罪於「赫魯雪夫要求撤走全部蘇聯專家，周總理號召大家勒緊褲腰帶還債」所造成的經濟困難。這也是我父母那輩人習慣性引用的一個說法。我在南方某省檔案館遇到的中年男士顯然也受此觀點影響，而楊繼繩查詢到的歷史記錄顯示，毛澤東主席要求提前還清蘇聯債務，同時，在國內糧食緊張的時候，中國還向其他第三世界盟國提供了大量糧食援助。逼債說不成立。可見，「自然災害」和「外部原因」都不存在。
楊繼繩發現了一個現象：在嚴格執行統一政策的情況下，中國各地出現了災情輕重不同的差別，這是為什麼？
中國學者李若建認為，饑荒輕重不同與各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有一定的關係。內陸省分的饑荒重於沿海省分，山區的饑荒重於平原。另一位學者曹樹基認為，近百年來各地遭受的饑荒程度不一，有些地區經歷過巨大的人口死亡，有些則沒有。因此，關於饑荒和人口死亡，各地存留有不同的民間記憶。他認為，民間饑荒記憶強的地方，對新的饑荒的抵抗能力就強。江西在太平天國時死人最多，山西、陝西近百年內曾出現過大饑荒。在這樣的省分，人們對糧食的重視，遠遠超過未經歷饑荒的地區，所以，這些省分在困難時期死人就少。
在李若建、曹樹基兩位學者提出的看法基礎上，楊繼繩又得出結論：通俗地說，在「大躍進」中緊跟形勢、並且「創造性地發揮」的省委，這個省的災情就重。
楊繼繩繼承了中國知識分子始自司馬遷的知無不言的傳統，為歷史保留了一份全景檔案。這是為了紀念養父和同時代的死者而樹立的一座無形墓碑。楊繼繩相信，即便他死了，後人也能在世界各地的圖書館查閱到這座用文字建造的墓碑。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以表彰他對福利經濟學幾個重點問題做出的貢獻，包括社會選擇理論、對福利和貧窮標準的定義、對匱乏的研究等。阿馬蒂亞．沈恩一九三三年生於印度，一九五九年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在一九八二年發表的文章提出了一個著名觀點：人類饑荒史的一個重要事實是，沒有一次大饑荒是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
他寫道：「饑荒發生在古代的王國，發生在當代的專制社會，發生在原始部落，發生在現代技術官僚獨裁的國家，發生在帝國主義者統治的殖民地經濟，發生在專制統治或一黨專制的新興獨立國家。但是，在那些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反對黨發出批評聲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和能夠對政府決策的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沒有實行書報檢查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饑荒。」
由此，阿馬蒂亞．沈恩注意到了饑餓與公共行為的關係。他所指的公共行為，並不僅僅是國家的活動，也包括了人民大眾所採取的社會行為；不僅有合作的，還有對抗的。他認為，國家在根除饑荒和消滅持續剝奪中起著主導作用，但是國家行動的性質和效力在缺乏公眾警惕和活動的情況下極易惡化。
他在比較了印度和中國的饑荒之後發現，饑荒都表現出相似的現象：農業產量與收入發生巨大的崩潰，地方上的公共分配遭到全面破壞。引起阿馬蒂亞．沈恩關注的是，中國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饑荒與政策失誤緊密相關，但是獨立後的印度實際上沒有遭受大規模的饑荒，這一事實恰與中國經歷形成鮮明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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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饑荒徵兆本身更容易被印度相對自由的媒體與報紙加以傳播，記者與政治敵對勢力在這一領域都發揮了積極的審查性作用，「報紙與反對派領導的敵對性參與，如前所述，構成了印度饑荒預防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產生了快速的觸發機制，並激勵了全力保障的戰備狀態」。
他分析說，「當饑荒構成威脅時……所缺少的是一種存在對抗性新聞界與反對勢力的政治體制。饑荒在中國肆虐了三年，但這一事實甚至都沒有得到公開承認，更不必說對威脅採取充分的政策應對了。不僅全世界沒有意識到中國的這一可怕事態，甚至本國人民自身也不瞭解國家災難的程度以及全國各地所面臨的問題的普遍性」。
更有甚者，對抗性新聞界和對抗政治的缺乏還打擊了政府，強化了它對地方狀況的無知，如中蘇大饑荒比較研究專家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指出，「國家領導相信他們收穫了超過真正獲得量一億噸的穀物」，這種無知是由「大躍進」期間對莊稼產量的含有政治動機的誇大以及地方領導對傳達自身問題的恐懼所造成的。
誤報還使生產與分配政策未得到相應的修正，且沒有實施任何緊急權利保障方案。除了政府資訊匱乏使其自身對形勢的估計嚴重失誤外，對抗性的政治與新聞制度的缺乏也意味著，幾乎沒有任何來自反對集團及被告知的群眾意見方面的壓力，迫使政府迅速採取充分的抵制饑荒的措施。這是一個獨具眼光的深邃觀察。
我追隨白修德的步伐，重溫逝去的記者生涯、為那些消失的黃金歲月唱一曲輓歌。在沿著白修德之路的旅程中，我看到了晦暗中的光。從合肥到光山再到煙臺，執著的人們以不同方式記錄歷史。從吳永寬到牛犇，從張高峰到楊繼繩，秉持著人道主義色彩的記錄傳統在中國一直沒有中斷，真相永遠不會缺席。
＊作者楊猛，自由記者，非虛構作家。曾在《財經》雜誌、《南都週刊》、《彭博商業週刊》擔任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