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至09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多數先進經濟體陷入痛苦的緩慢復甦，成長一直停留在低於危機前的水準，許多國家的失業率仍高，尤其是歐洲。這只是暫時的不正常，將自然地復原？抑或成長將繼續停滯？
傑出經濟學家艾爾文．韓森（Alvin Hansen）曾經預料世界可能邁入一個長期減緩成長的新紀元：
「這是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的本質——病懨懨的復甦在初期就停擺，接著是經濟不景氣，帶來堅不可摧、似乎無法撼動的失業。」
韓森的論述撰寫於1938年，當時，為二戰重新武裝即將使美國及其他地方恢復快速成長及充分就業。戰後，凱因斯經濟學（韓森在美國大力提倡）促成持續且穩定的成長，「長期停滯」這概念便被大致遺忘了。縱使在凱因斯主義的總體經濟管理退流行後，普遍仍然認為若政府及中央銀行確保經濟穩定，成長與就業就會近乎自然而然地隨之而來。
復甦，什麼復甦？
但是，2009年之後的期間，這看法受到懷疑。以往戰後衰退之後的復甦，產出與生產力都快速成長，但這回不同，G7這群大的先進經濟體近年間的生產力平均一年成長不到1%，英國及義大利的生產力幾乎不見成長。前美國財政部長勞倫斯．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2013年重提「長期停滯」的概念，認為：「將在某個時點重返正常經濟與政策狀態的假定無法再持續成立了。」
1997至2014年G7國家每工時GDP（圖/商業周刊）
但是，什麼原因造成遲遲未能重返「正常」呢？基本上，有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首先是這個推測：我們只是邁入了成長自然地較低的時期。韓森指出，這可能是因為人口結構變遷和較緩慢的人口成長，雖然，當年他的預測錯了，但現在，這論點看起來更似有理。在德國及日本，工作年齡層人口已經持續縮減了十年，儘管有移民，到處的成長都在減緩，甚至在美國及英國也是。也有人認為，生產力的成長將自然地減緩：戰後數十年間，生產力的快速成長主要反映一種不尋常的環境組合——快速的技術進步，平均教育水準的大幅提高，有利的人口結構。
「技術進步的速度沒有加快，反而是減緩下來」——這個反直覺的論點是美國經濟學家鮑伯．高登（Bob Gordon）提出的，他說，我們已經看到三次工業革命的主要經濟效益，第一次是機械化，第二次是電力及內燃引擎，第三次是電腦，目前還看不到第四次。但是，在許多人看來，數位革命離結束還早得很，其他新技術如3D列印、奈米技術等等，提供龐大且大致上還未被開發的機會〔編按：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於2015 年提出「第四次工業革命」，包括可植入技術、數位化身分、物聯網、3D列印、無人駕駛、人工智慧、機器人、區塊鏈、大數據、智慧城市等23項技術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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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論點似乎難以成立。在多數人看來，技術進步的速度根本沒有減緩，再說，若技術進步的速度真的減緩了，那生產力也應該是漸漸、徐緩地降低，這論點未能解釋2008至09年的生產力突然變化。
笨蛋，問題是需求面
長期停滯理論的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於需求面。支持這理論者指出利率水準一直維持得極低：不僅中央銀行把短期利率維持在零或接近零，許多國家的長期政府債券的利率（由市場決定，非中央銀行決定）也很低，甚至是負利率。換言之，市場發出的訊號是，很多企業及個人想要儲蓄，想投資的很少，尤其是那些產生未來成長的風險性投資。他們選擇把錢投資於低風險、低報酬的政府債券。
對於這種典型的凱因斯主義問題，通常的政策處方是降低利率，但我們已經降低利率了，利率已經低到近乎零了！桑默斯的看法是，成長與就業重返「正常」的長期利率均衡水準已經降低，甚至可能已經低至零以下（至少就實質利率水準而言是如此），但中央銀行發現，很難把利率降到這麼低，這可能意味著我們已經陷入長期的低成長與低利率狀態，就如同日本在過去二十年間的情形。
若問題真的在於需求面，政府應該能夠採取一些辦法，但什麼辦法呢？中央銀行不斷實驗把利率降低至零以下的創新方法，但有些人指出其風險：超低利率可能非但不會刺激生產性投資，反而會導致資產價格泡沫——使住屋、股票，及其他金融資產的價格提高到不符它們的實際價值的水準。這可能有助於支撐短期的需求面，使人們感覺自己變富有了，但資金派對遲早會結束，我們將迎來另一次的崩盤。
該是政府借錢和支出更多的時候了
另一個明顯的選擇是使用財政政策，政府透過更多借錢和支出來吸收過剩的儲蓄，尤其是投資基礎建設。許多經濟學家——包括我，以及大型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認為，不論你對於凱因斯主義的總體經濟政策方法或適當的公部門支出規模的觀點如何，這建議是有道理的。當政府債券的實質利率為零或零以下時，基本上形同私人投資者付錢邀請政府花用他們的錢，所以，笨蛋才會不接受這邀請（尤其是在美國、德國及英國等國家明顯需要對公路及鐵路運輸網絡之類的基礎建設支出更多的情況下）。舉例而言，儘管有專家提出忠告，以及明顯的氣候變遷風險，英國政府仍然在2010年選擇刪減防洪支出，這真是瘋狂到令人難以置信，災難性後果可以預料，果不其然，2015年的暴雨釀災了。
但是，目睹2008至09危機時期借貸激增後，政治人物不願政府再借更多錢。在歐元區及英國，我們不幸看到的一個反應是，政府同意限制它們的借貸，縱使在正常時期，此舉都沒道理了，更何況是陷入停滯的現在，這種限制絕對是有害的。若私部門的投資需求可能持續低迷一段時間，那麼，減少政府投資，追求預算盈餘，不僅是沒必要，而且是非常有害。同樣地，在美國，政治僵局使得增加政府支出幾乎不可能達成共識。欲改變這狀態，需要卓越的政治與經濟遠見，可惜，現在似乎缺乏這樣的遠見。
作者介紹：喬納森．波特斯（Jonathan Portes）
倫敦國王學院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英國國家經濟社會研究院前總監，曾任英國高登．布朗（Gordon Brown）內閣首席經濟學家，就經濟大政方針向政府提供建議。他為《金融時報》、《衛報》、《電訊報》、《泰晤士報》、《新政治家》和《旁觀者》撰稿，並在 BBC、天空新聞台和國際電視頻道上對各種經濟問題發表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