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如今都陷入一種矛盾：他們選出自己的領導人與代議士，打造出自己的政府與「建制」(establishment)，卻一邊與這些制度幾乎鬧翻。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政府冷漠無情、被富人把持、變成權貴中飽私囊的工具。自由主義誕生之初，原本要以自由的人民來取代過去的貴族，但滿心熱血的革命者，在消滅了舊秩序的所有殘黨之後，在子孫的眼中卻成了一種更惡劣的新貴族。
自由主義的原本是要限制政府的能力，讓人民免受執政者反覆無常的擺弄，但如今人們卻逐漸發現，政府已經違反了自由主義的設計初衷，完全無視人民的意志與管控。如今自由主義國家的「有限政府」，已經成為舊時代暴君夢寐以求的無上權柄，可以無孔不入地監控所有人民的遷徙、財務，甚至思想與行動。自由主義原本是為了守護每個人的良知、宗教、結社、言論、自理能力不受侵害，但實際上卻讓政府的手無孔不入地侵蝕這些自由。而且人們在逐漸無法掌控生活中各種面向(無論是否與經濟相關)的軌跡之後，更是要求一個全能的實體來解決各種問題。於是政府微笑著服從了，即便它名義上仍是人民的公僕，實際上卻像棘輪扳手一樣只進不退。公民愈是不滿，政府的權力就愈是擴張，而政府的權力愈大，離人民也愈遙遠，人民的無力感愈是明顯。
原本設計用來「提煉、拓廣」公眾觀點的代議政治，如今已經與公民極為遙遠。
如今代議士的工作變成了幫公民表達自己的無力，對面半永久的官僚體系則總是想著如何擴大預算、推行更多計畫。行政部門的權力愈來愈大，人民的監督已經有名無實，各種行政規章變成在表面上對人民負責的表演把戲。至於立法機關，照理來說應該要從人民的選票獲得正當性，如今卻逐漸受到唾棄；真正的立法權力，逐漸轉移到政府以大量預算制訂出來的各種行政命令手裡。1自由主義原本要用民選官員取代那些遙遠的貴族和皇帝，使人民能對政府課責，但如今的選舉卻愈來愈像是自欺欺人的門面工程(Potemkin)，用一連串的表演，將當權者專斷決定的國內政策、國際事務，甚至是發動戰爭，都說成是經過人民的同意。
這種強大的距離感與無力感，並不能用更加完美的自由主義來解決，而且自由主義正是釀出這種危機的關鍵。自由主義認為人民只要每隔一陣子投個票，就能找出「賢能合適」的領導階層，或套用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名言，找出那些「對商業、金融、談判、戰爭有高度熱情的人。」自由主義知道人民很難持續參與公共事務，所以直接移除了「公共事務」，讓人民保留精力來過自己的小日子。但這樣的權宜之計，卻讓「共和國」(res publica)裡充滿了「對公共事務一無所知的人」(res idiotica)，整體社會(citizenry)中沒有任何公民(cives)，最後就導致統治階級與人民完全分離。 （相關報導： 風評：海巡撞翻的正是管碧玲口中「兩岸善的橋梁」 ｜ 更多文章 ）
經濟─消費者擁有自由却時時焦慮
經濟充分顯示了如今的公民有多不快樂。如今的公民經常被稱為「消費者」，想買什麼就能買什麼，但即便有這麼大的自由，卻依然對經濟時時焦慮，對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怨氣百出。至於那些經濟上的贏家，則一廂情願地以為只要提升平價商品的購買力，就能緩解經濟上的不安，縮小幾百年來贏家與輸家間的鴻溝。經濟不平等一直存在，而且可能永遠不會消失，但只有當代的文明讓贏家與輸家涇渭分明，以龐大的機器讓人生只有成功與失敗兩種選擇。馬克思曾說，經濟不滿的主因也許並非不平等，而是異化(alienation)，也就是勞工與生產出來的產品失去聯繫，工作的內容與目標之間失去關係。如今的經濟不僅加深了工作上的異化，更製造出一種新型態的地理異化，全球化的贏家都聚在同一些地方，聽不見被他們拋下的整個世界。於是贏家一邊哀嘆經濟不平等，一邊譴責那些反對全球化的人固執守舊；輸家則沐浴在各種安慰之中，因為他們當下的物質生活已經遠比過去的貴族更加富裕，彷彿物質的舒適可以澆熄靈魂的怨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