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全觀點:「國軍」戰史在「國族敍事」與「紅色敍事」夾縫中沉浮

作者指出,中國大陸央地各級官方對國軍史蹟的立場和態度,也呈現出糾葛、反覆、部分承認的多元複雜狀態。(資料照,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當下存在於中國大陸公共空間中的國軍史蹟,以抗戰紀念建築為最大比重。這些建築,作者認為可歸納為三類:第一類,乃由國民政府修建並存留至今;第二類,乃由國民政府修建、1949年後一度遭到全部或部分毀損、後被重建或修復的;第三類,完全由現在的中國大陸官方(中央或地方)修建,並無1949年之前的建築史蹟作為藍本或溯源(例如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上述三大類別中,第二類、第三兩大類數量最多,第一類則較少。

在重建的國軍史蹟中,又分為官方主導和民間主導兩大類。而中國大陸央地各級官方對國軍史蹟的立場和態度,也呈現出糾葛、反覆、部分承認的多元複雜狀態。

被全面破壞的1950至1970年代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國共戰爭中失利而播遷台灣,中共在北京建立新政權(以下稱「北京官方」)。初期,北京官方對包括國軍抗戰紀念碑、公墓在內的國軍史蹟採取的是整體否定態度;改革開放後又採取一定程度的肯定、認同,因而對被破壞的部分國軍紀念碑進行修復。整體而言,面對國軍史蹟,中國大陸方面所採取的方針,在不同時空背景下有極大差異;從1949年後初期的否定,到後來以統合「階級政權」與「國族國家」為基本立場,見證了中國大陸的社會變遷。

在共產革命的視角下,中共擊敗中華民國政府的國共戰爭,乃是一場偉大的「階級革命」,新生的政權亦屬「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無產階級政權」。例如國軍抗戰紀念碑和史蹟所凸顯的「由中華民國政府領導抗戰、國軍為抗戰主力」的歷史記憶,與紅色新政權所要倡導的階級革命歷史記憶存在巨大衝突。加之伴隨政權的更替以及台海兩岸的軍事對抗,中華民國政府、國軍從「抗戰的領導者、參與者」成為「革命的對象」,包括國軍抗戰紀念碑、公墓在內的國軍史蹟自然成為了新政權進行空間政治改造的目標。

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國大陸的國軍抗戰紀念碑(塔)、公墓墓、忠烈祠,以及包含東征、北伐、剿共在內的其他國軍史蹟,其國軍部隊不論隸屬何種派系,均遭到了非常嚴重的破壞。破壞者既有官方、亦有對國軍抱持仇恨的民間力量。不少國軍碑、墓、祠甚至在1950年代便已遭到毀損,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破壞行動,在某個程度上只是一個更高峰而已。至於被毀壞的緣由,則多因為國軍碑、墓、祠被視為「國民黨反動遺蹟」。在破壞形式上,有的是鑿毀題款人;有的是完全摧毀公墓或紀念碑以至蹤跡全無;有的是對國軍紀念碑加以改造,使其轉變為帶有共產革命色彩的「解放紀念碑」。赫赫有名的重慶抗戰勝利紀功碑,被改為解放碑,迄今沒有恢復抗戰碑名稱;衡陽抗戰紀念城的紀念碑,也一度被改為解放碑,但在1980年代又改回「抗戰」字樣。 (相關報導: 徐勉生觀點:烏克蘭反攻的意義 更多文章

新政權對國軍碑的空間改造,屬空間符號政治的一部分。不過舊有的歷史記憶未必會伴隨政權的更替而完全消失。對不少中國大陸民眾甚至精英階層而言,八年對日抗戰的歲月、尤其是國軍對日作戰史,其刻骨銘心之程度不言而喻。因此,一些民眾甚至地方當局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時段中,盡力以各種方式去保護國軍史蹟。湖南南嶽地方當局在1950年代屢屢抵制上峰關於「清除國民黨反動遺蹟」的指令;雲南騰衝民眾以共產革命標語來覆蓋國軍第一九八師紀念塔塔身,以求保全建築;在江西高安,民眾私下為國軍陣亡將士墓守墓數十載,均乃顯例。在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政治環境逐漸寬鬆後,這些維繫歷史記憶的努力,對重現國軍史蹟、弘揚國軍抗戰精神和光榮歷史,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