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書  

山東威海。我尋找一名打撈歷史記憶的前輩記者。楊繼繩每年夏天都會來此小住。為了逃離北京的霧霾天，楊繼繩退休後在風景宜人的海邊買了一所房子。走在這個社區裡，隨處可以聽見北京、天津、山西口音。

北方夏收季節，公路兩側滿是黃澄澄的麥田，麥浪起伏搖曳，乾燥的熱風吹在臉上，卻也令人心情愉悅。

白修德憑藉信源寫了河南災區的第一篇報導之後，才有機會深入河南災區，經過實地調查得出饑荒源於人禍的結論。中國很多事情都跟人的因素有關。就像我在中巴車上被三次倒賣的經歷一樣，市場規則和契約信用，讓位於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隨機行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以及「制度也是人制定的」，都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話。制度的彈性空間很大，留給人折騰的空間也很大。這使得中國發生的很多事情充滿了不可預見的風險。

你有沒有想過，在這個被國安語言、紅線與邊界重塑的年代，香港還剩下什麼能夠連結世界？我們失去了大學的自由講座、失去了不經審查的報紙社論、失去了可以公民身份出走的機場——但是否也失去了，曾經最值得驕傲的那道出口？

二○一六年五月二日，我們一家三口人從北京來到倫敦，開啟一段新生活。我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那個夏天。在新中國成立不過五、六年光景的時候，那對帶著女兒的青年夫婦，為什麼從繁華的上海搬到了當時落後貧窮的山東？他們在尋找什麼？他們是否如我們遷來英國一樣，為獲得一份自由生活而充滿憧憬？

我的記者生涯得益於一些充滿勇氣和善意的陌生人的教益，遠遠大於書本上的仁義道德。

Lifeissimple,Swim,Bike,Run,Eat,Sleep……

大約二十年前吧！加拿大Penticton陽光毒辣的午後，更衣帳篷外歡聲雷動，帳篷內選手衝進更衣後隨即又衝出，繼續四十二公里的馬拉松跑步，我卻無法再移動一步。

在印度喜馬拉雅山舉辦的埃弗勒斯峰一六○公里馬拉松賽，號稱世界風景最美的比賽。跑在山巔，遠眺終年積雪的世界排名前四高峰，幸福小國不丹靜靜躺在在腳下山谷中。

以色列一直是我們的榜樣，國土狹小卻能擊敗數十倍大的鄰近強國，人民愛國、敢戰、能戰。好奇心驅使，加上去過常挨它揍的鄰國黎巴嫩，決定報名這場號稱最低海拔的馬拉松，理論上低海拔較高的含氧量可以帶來更佳的成績，何況賽道一路平坦，一月天氣寒冷，跑起來一定很輕鬆破PR（個人紀錄），結果落差很大。

到貝魯特跑馬拉松？不會危險嗎？一定很有趣，但黎巴嫩跟台灣沒有邦交，沒有簽證怎麼進去？主辦單位要我不必擔心，「人來就好，抵達機場後就有人接你！」真的嗎？所有人都勸我不要去，這個國家給人的感覺就是槍戰！砲彈！火箭！沒錯，抵達後發現電視上看到的都是真的。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教師區桂芝在通訊軟體轉傳「第二屆『共讀一本好書』徵文大賽」訊息遭到民眾舉報，陸委會指活動主辦單位包括中共黨政機構，已移送教育部查處。區桂芝今日透過臉書回應表示，現在陸委會是「秦檜大本營」嗎？專門以「莫須有」之名入人於罪？警總、人二的惡夢重演，冷笑陰森的官僚嘴臉再現江湖。

圓形鏡子裡住了兩個人。

駝背穿著一件鈷藍色羊絨背心，穿梭在家家戶戶的晚餐桌下。他有一隻竹編菜籃，輕巧地掛在胳膊間。他總是在晚餐時分潛入各家各戶。他踮著腳，飛快地穿過幽深的走廊，從走廊間睡著的人的膝蓋上一躍而過—最後，他悄無聲息地來到了餐桌前。一股從廚房窗戶吹來的涼風吹動起他頭頂那撮細軟的毛髮。駝背一骨碌鑽到餐桌底下。

「妳不可以告訴任何人,」我母親說,「我現在要跟妳說的事。在中國,妳爸有個妹妹自殺死了,她投入家中那口井。我們說妳爸只有兄弟,因為大家當她沒出生過。

二○二○年一月，美國頂級連鎖健身俱樂部Equinox推出該公司最奢華的廣告活動之一，標題為「讓自己成為全世界的禮物」（MakeYourselfaGifttotheWorld）。這支廣告由行銷廣告公司Droga5製作，廣告看板及海報展示著美得不可思議又帶著藝術氣息的年輕男女，意圖喚起過去神話中那些半神的形象。其中一張海報中還可以看到一名壯碩的女性輕鬆地舉起兩名男子，就像聖經中的大力士參孫（Samson）。另一張海報則是一名打赤膊的男子躺在葬禮的祭台上，瘋狂的崇拜者們正在一旁悼念。Droga5公司表示，該活動的目的是要描繪「神聖的角色在某些時刻與情境下就像是神一般，是賜予『世間的禮物』，反映了他們認為自己需要為世人服務的自我崇拜。」

寫小說時，作者總有自己的策略，而《鳥歌》的策略很簡單：全面攻擊。我前一部小說使用旁敲側擊的手法，不按照時間順序敘事，因為我認為這樣才能清楚表達主題。我在《鳥歌》則反其道而行，因為我想盡可能將這本書寫好；為了故事的一致性，我選擇直言不諱，從不扭曲事實；且這本書提到的戰爭應該是英國軍事史上最聲名狼藉的一天。倒不是我認為所有小說都該這麼寫，只是我深信這本小說應當如此，畢竟它不是諷刺小說；我只在標題稍微屈服，讓文意更為含蓄［偶爾會有人問起，我也許該在此解釋一下，書名並不僅僅是為了象徵「新生命」或「新希望」；它承載了許多意義，但最重要的是暗示著自然界對人類的冷漠──在此的人類行為，如菲力普．羅斯（PhilipRoth）所說，人類展露了最糟糕的那一面〕。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蒐集的素材多半已經就位，小說主題自然而然從我閱讀的諸多歷史資料中浮現了：人性的極限在哪裡？士兵能夠撐到什麼時候？有件事我一直百思不解，這場戰爭讓一千萬人無謂的犧牲，是否有人曾經提出：夠了、我們撐不下去了，都已經這麼慘烈了，人類竟還自稱是高等生物？其實，法國軍隊曾在一九一七年叛變，雖然軍中問題始終沒有解決，但最後士兵們不過是拒絕進攻罷了；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幾名德國機槍手停止了攻擊──他們被自己的所作所為嚇到了。但最緊迫的問題仍然存在，因為只要人類願意，就可以無限上綱、毫無極限地殺戮。

斜陽

九一年終於出來伴我流亡的傅莉，一年多就遭遇了車禍，十九年後她又在樓梯上摔倒，我們倆其實是，一個精神癱瘓的人，陪護著一個體能癱瘓的人。在寂寞的德拉瓦後期，一個早晨傅莉一醒來就哭，跟我說她一早就在想「我為什麼消沉」—「消沉」這個詞她用得多好呀，憂鬱症在中文裡對應的就是這個詞，我問她為什麼？她說看不到希望了，「我總覺得我還能獨立生活的」，所以，她至今仍然是以「不殘廢」來面對這場災難的，如此她才逃避社交、公共生活、現實人生，躲進網路、電視劇、自家的巢裡；而我重新拾回書寫，常常自己在電腦前坐很久，把她扔下不管，她開始落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