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擴張既然是刻在骨子裡的習性，那麼就必然有制止擴張的因素，阻止其不斷擴張下去。這個因素第一是海洋，即大陸國家的自然疆界；第二是鄰國的抵抗；第三是「全球帝國」的阻力。
在鄰國的阻力方面，可以看到，俄國/蘇聯歷史上的最大擴張範圍，大致上都到了鄰近強國的邊上。以沙俄時代為例，繞著俄國的是中華帝國、英屬印度、波斯、鄂圖曼、奧匈帝國、德國、瑞典。中國、波斯、鄂圖曼都是在走下坡路的帝國，事實上俄國已經從它們手中獲得大片領土。奧匈帝國和德國都是足以和俄國抗衡的強國。
至於英屬印度，就屬於第三種情況。即「全球帝國」對俄國的阻力。這就是前面提及的「大博弈」。在19世紀，英國和俄國對峙的「大博弈」成為國際關係衝突的中心議題之一。
到了二戰之後，英國衰落，同一文明體系的美國崛起，在冷戰中取代了英國成為對抗蘇聯的「全球帝國」。美國的任務甚至比英國更艱巨。在大博弈時代，俄國雖然是強國，但當時強國還有德法美日等。到了冷戰時代，蘇聯已成為第二強國，這時的蘇聯，不再像大博弈年代只顧在周邊和世界帝國對抗，還把對抗的戰線進一步延長到全球。因此美蘇爭霸的冷戰時代是一場全球的對抗，儘管最主要的戰場還是在蘇聯周邊。
從19世紀開始，就有各種地緣政治的國際關係理論被開發出來，解釋為什麼會發生「大博弈」。現在很多現實主義的概念，比如「地緣政治」、「心臟地帶vs邊緣地帶」、「緩衝區」等理論都是在大博弈時代而最早出現的，到了美蘇爭霸年代，還有不少理論被進一步提出，完善和修正舊有理論。
1904年，英國人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在《歷史地理樞紐》中提出「心臟地帶和世界島」理論，把歐亞大陸中部看作世界島的心臟地帶。心臟地帶外圍是大陸邊緣的「內新月形地帶」，再外圍是由近海島嶼和南北美洲澳洲組成的「外新月形地帶」。麥金德認為掌握世界島的國家會不斷強盛，具備擴張島歐亞大陸邊緣的能力。他總結出「三段論」：「統治東歐者，必將統領心臟地帶；統治心臟地帶者，必將統治世界島；統治世界島者，必將統領世界。」幾乎同時代（或稍後）的美國人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則提出「邊緣地帶」理論，針鋒相對地提出「誰支配邊緣地帶，誰就控制歐亞大陸；誰支配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世界命運」。
後來又有人提出「中間地帶」，意思是跳出單純的地理框架，作為兩個集團對抗中的緩衝（即亞非拉第三世界），又有人提出「通道理論」，認為對通道的控制，無論是路上通道還是海上通道，才是最重要的。這些理論都是對麥金德和斯皮克曼理論的補充和修正，但影響力都遠不如以上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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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緣政治學之後，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也被歸納總結出來（摩根索、卡爾、華爾茲、米爾斯海默）。美國人華爾茲提出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強調了「權力平衡」，認為權力平衡可以維持一段長時間的和平，而且一旦偏離，世界有「自動回到權力平衡」的狀態。華爾茲強調「離岸平衡」的概念，認為美國最有資格成為離岸平衡的操盤手。
美國人米爾斯海默的的攻勢現實主義則對「自動回到權力平衡」不這麼樂觀：他同意國際關係是無政府的，在本質上沒有秩序可言，然而他強調，國和國之間的關係是互不信任的，因為一個國家總是無法完全知道其他國家的意圖，在這種無處不在的猜疑中，要保證安全只能無休止地追求力量，甚至不得不先發制人，最後引發大國之間的戰爭，即「大國政治的悲劇」。然而，米爾斯海默的樂觀之處在於，大洋的存在讓不同陸地的國家無法征服對方，所以陸地大國和陸地大國的衝突固然不可避免，但陸地大國和海洋國家之間的衝突並非無法避免。更重要的是，由於存在「離岸」的海洋大國，「離岸平衡」是可行的。
在二戰後，美國外交家凱南曾撰寫著名的《長電報》，核心內容是建議對蘇聯採取「圍堵」（containment）政策（儘管他沒有用這個詞）。他的邏輯是，俄國是極度缺乏安全感的國家，所以一直追求提高實力和擴張勢力，只有擴張才能讓自己感覺安全。然而，蘇聯的作風雖然強悍，但並非「沒有理性」，對「力量的邏輯」高度敏感。只要對手擁有足夠的力量，並顯示願意使用這種力量，蘇聯就會知難而退，不會進行有損威望的攤牌。凱南建議美國不直接對抗蘇聯，但建立包圍圈，向蘇聯展示力量。
在冷戰後，美國獨大，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俄國無力再和美國全球爭霸，但在俄國周邊的對抗繼續，美國對俄國的戒心依然存在。直到川普政府把「頭號敵人」改為中國之前，美國的「頭號國家敵人」，即不算非國家的對象（比如恐怖主義等），始終是俄國。即便把頭號敵人改為中國，俄國還是美國的二號敵人。
因此，一直以來，地緣政治理論中的「中心帝國」vs「世界帝國」依然存在。俄國要擴張，美國要圍堵，這種結構性的矛盾依然繼續。在這種邏輯下，在俄國周邊國家個個都可能是「烏克蘭」。在美國戰略理論家布里辛斯基1997年的《大棋局》中，烏克蘭是「地緣政治的支點」，如果能納入西方，就能大大削弱俄羅斯，更便於美國圍堵它。
然而，衝突能避免，得益於權力平衡。2009年時任副總統拜登在訪問完烏克蘭和喬治亞後，告訴美國媒體：俄國的人口和經濟都在萎縮，不得不在廣泛的國安問題上適應西方，包括對前蘇聯國家鬆手和減少核武（force the country to make accommodations to the West on a wide range of national-security issues, including loosening its grip on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and shrinking its vast nuclear arsenal.）。這被解讀為：「俄國沒有能力也沒有權利在前蘇聯的任何地方建立勢力範圍」。這可以為蘇聯解體後30年的美俄關係提供註腳。
一、美國和俄國都認為麥金德和斯皮克曼那一套地緣對抗理論，繼續適用與美俄關係，於是對中間地帶的爭奪如故。根據凱南的理論，俄國有不尋常的不安全感，注定要擴張。
二、然而，俄國實力大減，即無法支持擴張，也無法支持起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中的「權力平衡」，於是沒法維持和平狀態，除非它「自動到達下一個平衡」。
三、在這個過程中，米爾斯海默的理論派上用場。美俄之間互相不信任，無法知道對方的底線，不得不先發制人，最後引發大國之間的戰爭。
四、根據凱南的理論，俄國有尊敬力量的邏輯，必須不斷展示力量才能圍堵。然而，在特定時間內，美國都沒有勇於「展示力量」，特別是歐巴馬當政時，以外交軟弱著稱，正是他任期內發生了克里米亞事件。在拜登當政時，由於阿富汗的撤退也被認為是軟弱，在2021年底開始的談判中，也反覆聲明，北約不會參戰。這是再發生烏克蘭戰爭的重要原因。
俄國和中國媒體鼓吹的「美國把俄國逼到角落，俄國不得不反抗」，就是這種結構性矛盾的歷史敘事一面。無非是把目光放在「俄國被美國圍堵」上還是「美國阻止俄國擴張上」。
在2014年之後，美俄關係已經無法逆轉，分別是螺旋式下降還是直線下降而已。川普上台，以及中國的崛起，讓一些人看到另一種逆轉的可能。這時，世界出現了「麥金德體系」到「斯皮克曼體系」的轉變，「心臟地帶」俄羅斯的衰落，「邊緣地帶」的中國的崛起，印證了斯皮克曼理論中「邊緣地帶」更重要的理論。鼓吹「聯俄制中」成為一時的熱潮。然而，套用米爾斯海默的理論，美俄之間的信任度其實比美中之間還低，聯俄制中根本不可能。事實也證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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