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兩年前因涉嫌資產階級自由化（bourgeois liberalism）及處理全國學生抗議活動不力而遭革職〕因心臟病去世。四月十七日，數千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哀悼。五天後，在胡耀邦國葬前夕，廣場上的學生人數已增至十萬，抗議人士要求中國政治自由化，提高教育經費，並提供知識分子更高的待遇。隨著抗議活動發展，當局在和解與強硬策略之間搖擺不定，顯示出黨領導層內部的深刻分歧。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天安門廣場，當時解放軍以武力鎮壓抗議活動，在北京及其他發生大規模示威抗議活動的城市造成大量傷亡。美國咸認中國向自由民主發展的幻想破滅了，美中關係也失去了溫暖。
老布希總統立刻下令對中國政府實施制裁，如禁止未來武器運輸及軍事援助、停止與中國官員的高層會談以及暫停核能合作會談。老布希希望這些制裁足以表達美國對天安門事件的不滿與憤怒，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眾議院不顧老布希的反對，於六月二十九日一致通過了新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老布希已經宣布的制裁在中國於人權領域取得進展之前不得解除。新的制裁措施暫停擴大美中貿易的談判與資金，並禁止向中國出口警用裝備。
柏林圍牆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倒塌，象徵蘇聯帝國終結的開始。蘇聯本身於一九九一年解體，俄羅斯聯邦成為與中國接壤的獨立國家。美國死敵蘇聯的滅亡，使美中軍事合作不再具有戰略依據。美國與解放軍的交流和對話也就此停擺。
一九九○年，面對美國與日俱增的敵意，以及美國國防承包商常見的成本超支問題，中國終止了與美國空軍合作研發殲―8戰機的計畫，並轉向其他地方尋求援助。在以色列的幫助下，殲―8戰機進行了重大升級，配備了新型多脈衝都卜勒雷達（multi-pulse Doppler radar）、數位射控系統（digital firecontrol system）、玻璃駕駛艙、空中加油軟管、新渦輪引擎及新型空對空飛彈（air-to-air missiles）。在一九九○年六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簡稱CMC）副主席劉華清上將前往莫斯科，探討俄國恢復對中軍售之議題。同年十月，由於無法再取得美國重型（黑鷹型）直升機的備件，中國向莫斯科購買了二十四架類似的Mi-17直升機，這是幾十年來首次購買蘇聯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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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大屠殺後，由於美國國內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烈反彈，老布希政府無法維持與中國領導人的關係，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更不用提了。一九九二年底，民意調查顯示總統大選勢均力敵，老布希總統為了安撫關鍵州的選民，批准了顯著增加這些州就業機會的重大新武器交易。其中一項交易是對臺出售大批F-16戰機（當時美國史上最大單筆軍售紀錄）。這違反了美國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的《八一七聯合公報》（全稱《中美就解決美國向臺出售武器問題的公告》）中的承諾（美國仍然給予口惠），加劇了原本已趨緩的臺海軍事緊張局勢，也鼓勵了部分臺灣人深入探索《臺灣關係法》，認為其所規定的美國單方面防禦承諾，或可確保臺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美國對中國的海外軍售計畫仍持續了一段時間，但軍方與軍方之間的接觸逐漸集中在取消此計畫所涉及的法律及後勤問題上。在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日柯林頓總統就職典禮上，該計畫的撤銷完成。
與此同時，在一九九○年八月至一九九一年二月的波斯灣戰爭（Gulf War）中，美國大勝伊拉克，將其驅逐出科威特，並將其力量削減到鄰國伊朗可以抗衡的水準。美國的軍事聲望上升至全球歷史最高點。高科技美軍在伊拉克戰場的表現讓解放軍意識到他們的能力與大國相比之下顯得多麼落後，促使解放軍發展理論並重整自己，以達致所謂的「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winning informationized local wars），同時擴大引進先進軍事技術。
柯林頓在競選時強烈抨擊那些被他譴責為「北京屠夫」的人們，當他成為總統後，他要求中國改善人權問題，否則無法享有外交政策合作與最惠國待遇。這項政策象徵與《上海公報》所開始的意識形態休戰的斷裂。在沒有戰略共識且所有軍事往來都終止之下的美中關係，雖然兩國企業業務蓬勃發展、經濟相互依賴，但彼此在政治上的疏離卻與日俱增。美中不再友好協作，轉為交易關係，在日益加劇的戒心與不信任的氣氛中繼續合作。
「銀河號事件」具體體現了美中之間的猜忌還有雙方對彼此的不信任：華府方面由於錯誤的情報，下令美國海軍在印度洋扣押一艘中國貨櫃船「銀河號」，聲稱該船向伊朗運送化學武器原料，但中國政府最高層予以否認。此事件的報告說明，美國承認「銀河號」上並未運載化學武器材料，但拒絕道歉，因為美國是根據情報，懷持善意行事。這種高壓手段令中國領導層感到羞辱，也損害了他們與美國非軍事合作的前景。
從柯林頓政府上台伊始，美國財政部、商務部及國防部，私下便一直對用奠基於經濟施壓、公開譴責、政治性排除的方法來促進人權一事，抱持懷疑的態度，擔心這種方法不僅不會成功，而且可能妨礙與中國在其職權範圍內各種事務的合作。鑑於中國堅持自己立場、拒絕美國的要求，這種猜疑似乎得到了證實。為使政策成功，白宮及國務院不情願地屈服於國防部的主張，重新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接觸，希望以此削減中國軍方對美國要求的反對。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初，我作為國防部國防部助理部長，前往北京，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副部長徐惠滋（1932-2005）中將、國防部長遲浩田（1929-）、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上將及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1939-2022）進行為期兩天的緊張會議。我不接受中方指責美國要對雙邊軍事關係破裂負責任的說法，並堅持雙方要共同承擔修復關係的責任。我反駁了中國就美國對臺軍售的批評，闡明這些武器令臺北有信心開始與北京進行政治對話。
我指出，兩國軍隊缺乏互動，雙方對彼此的不了解可能會增加，進而加深相互的猜疑，最終導致不必要的敵對關係。我認為，考量到維護和平國際環境對雙方都有利，應該恢復對話，減少相互誤解，幫助彼此準備參與聯合國維和及救災行動，並設計、進行演習，以改善、加強聯合或平行搜索、潛艇救援、反恐及反海盜行動之能力。中國同意恢復與美國軍方的對話，但對美國提出的雙邊合作具體建議表示將再進行進一步研究，並未保證一定會同意。
在一九九四年五月，柯林頓承認，他試圖將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地位與其人權政策和作法的改變聯繫起來的努力失敗了，並宣布這項政策已經失去效用。柯林頓政府將目標轉向將中國納入由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而非以前關切中國國內政治法律體系，重點是要穩定這種秩序，促進中國最終成為美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夥伴。將國防對話和軍事交流重新正常化的嘗試正是這一努力的一部分。但它發生的戰略和心理背景，與過去中美兩國面臨蘇聯對共同利益的挑戰時大相徑庭。
美國國防部長裴利在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六至十九日，於爭議中──包含中國對第三國的軍售、中國的核試驗，以及人權倡議人士的持續反對──出訪中國，與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及國防部長遲浩田在北京會面，並前往武漢拜會江澤民主席。他以在重慶史迪威將軍博物館（Stilwell Museum）的演講結束了這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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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 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高階研究員，本文選自《與中國共舞：美中關係五十年》( 石文安Anne F. Thurston編，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