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我們想認識鄂蘭？
作為一個流亡美國的猶太知識分子，鄂蘭承續了當代思想哲學自我批判的道路，試圖不依循任何既定的學說立場，要在一個新的理論基礎上重建政治思想，也就是說，鄂蘭一方面同意當代思想對政治哲學的批判。這是為什麼她總是拒絕「哲學家」的標籤，她甚至不滿意別人認為她所從事的是一種「政治哲學」。然而在另一方面，鄂蘭卻想重建另一種不同於主流傳統的政治理論。如此一來，鄂蘭既批判西方政治哲學大傳統，卻又想重建另一種新的政治理論。
這樣的矛盾結合讓人不禁想問：為何鄂蘭會嚴厲地批評西方的政治哲學傳統？她的理由何在？她憑何宣稱其思想不再是一種傳統「政治哲學」的翻版？她的政治思想與過去的政治哲學有何不同？鄂蘭的嘗試成功了嗎？真的有一種更好且更進步的「非政治哲學式的政治理論」嗎？ 這是鄂蘭思想的原創性所在，也是為何這些著作成為當代政治理論的經典文本的理由所在，更是為何我們想要閱讀鄂蘭的原因。
探討極權主義的起源
鄂蘭的第一部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不但立刻引起深刻的回響， 成為此議題的重要參考指標，也是讓鄂蘭聲名鵲起、立足美國的代表作之一。猶太人出身的鄂蘭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當時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她，招致蓋世太保的拘捕，不得不選擇流亡法國及美國。曾經親身遭受過納粹對人類身體、思想、自由之迫害及摧毀的鄂蘭，是最有資格來從事這等工作的思想家，唯有她才能夠深刻地反省、分析極權主義這種史無前例的政治經驗。
這本書代表了她對集中營裡頭極端經驗和納粹政治實驗的深刻反省，帶著鄂蘭去思考：在一個後於極權主義的時代及世界中，政治意謂著什麼？也就是說，如果納粹代表了西方傳統無力、無能的黑暗面，在「傳統」不再有效的新時代中，我們如何重建人的實踐生活？ 更具體來講，極權主義的分析讓鄂蘭走向其著作的一個中心主軸： 在「後極權主義」的時代中，政治行動如何化為可能？政治行動意謂著什麼？人類的「自由」與「政治」處在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到底是「政治」不在了，自由才會出現？還是只有真正的「政治」才會保障「自由」？
鄂蘭的重要性正在於，她的這些提問，是任何一位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公民所需要了解及思考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給政治思想留下的「大哉問」。或許有些人不同意鄂蘭的回答，但很少人能夠否認，她所提出的問題正是我們共同所必須面對的問題。而不管我們同不同意她的理論，站在鄂蘭這位巨人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得更遠。
《極權主義的起源》在寫什麼？
《極權主義的起源》是鄂蘭成名的代表作，她在此書開頭強調極權主義的「新」及「史無前例」性：
一、極權主義是一種新的政體，它不同於從前任何政府形式，往昔政治哲學的各種學說都無法賦予解釋。它的出現，使得過去種種的道德判斷基準已不再適用。
三、受這樣的狀況驅動，此前被視為「須受譴責」的行為均可獲允許，甚至成為一種必須性，例如：對猶太人的屠殺。所有對人權的侵害，於焉被解釋成合乎歷史理性的行動。
也因如此，在鄂蘭眼中，當代人處於某個獨特的時間點上，我們「處在過去及未來之間」，而「如何建構一個『後極權』時代的政治理想」，亦成了解釋極權主義後的必然工作。我們或可這麼說：對極權主義「本身」的研究並不是鄂蘭的主要關懷，她無意變成一個與「極權主義」畫等號的「專家」，鄂蘭的關懷及企圖其實更宏大，她最關心的是「人類如何理解並最終能夠解決由極權政體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所以，「如何在一個『後極權』時代重新找回政治行動的可能性」，方才是鄂蘭書寫的核心意識。
再來需要注意，鄂蘭認為自己在解釋的，是極權主義的「起源」， 而非嚴格因果關係下的「原因」。換句話說，她重在指出這種政治實驗登場背後的種種「元素」，還有這些元素如何在特定的歷史時空環境中「結晶」，促成極權主義得以實現。換言之，《極權主義的起源》這本書，正是解釋：在德國納粹主義及蘇聯史達林主義兩邊的特定歷史條件下，西方現代性中的種種「要素」與「根源」，如何轉化為極權主義。
這些「元素」有「反猶主義」、「帝國主義」、「民族國家的困境及衰落」、「種族主義」、「資本主義的資本累積問題」……等等。此書的構成分作三大部分，從三個面向來解釋極權主義這種人類史無前例的政治現象：
第一種論述──「反猶主義」 介紹十九世紀西歐反猶主義的興起，以一種社會心理總體視角的分析，帶出猶太民族獨特的政治地位。像是他們雖有錢，但因喪失了政治權力而無法自保，諸如此類的角度，說明為何猶太人會成為納粹攻擊的對象。
第二種論述──「帝國主義」 分析自一八八四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段期間，歐洲帝國主義再興、殖民運動熱烈的條件。
第三種論述──「極權主義」 鄂蘭將她對極權主義的概念，限定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五○年史達林的恐怖統治時期，以及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希特勒於歐洲的崛起，乃欲藉此來闡明極權主義以「運動」及「意識型態」為主的政府組織運作形式。
反猶主義：猶太民族的獨特命運
鄂蘭指出，從歷史性角度而言，列國加強軍備急需金錢及貸款的背景下，造就許多猶太人金融掮客的地位。無國籍的猶太人習於在各國間穿梭，解決近現代國家新建之初所帶來的金融問題，民族國家對猶太人提供的服務需求愈來愈大，猶太人政經方面的重要性也因此不斷上升。然而特殊的是，在這些歐洲國家中， 猶太人自己往往並不構成一個階級，也不屬於任何特定的階級。作為一個團體或民族，他們不是工人、不是中產階級，既非地主也非農民，是受到國家特別保護的族群，這讓他們成為一種沒有政治權力的特權階級。猶太人的獨特性，除了來自於民族國家有意地將猶太人當成一個特殊團體予以保留，不希望他們與其他社會階級同化，也來自於猶太人有意透過與他族區隔以達到族群永存。這就是鄂蘭所說的關於猶太人之「平等與特權」的矛盾，即猶太人雖隸屬於某個特定社會，卻同時被它排除在外。
此外，作為無國籍者，猶太人缺乏政治意識以及參與政治事務的能力，這造成猶太人政治上格外冷感和被動。鄂蘭指出第二個與此相關的猶太民族特殊性乃是：猶太人是唯一一個「沒有國家」的歐洲「民族」。到了十九世紀，由於民族主義的興起，現代國家紛將自己建立成「民族國家」，使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政治語言，而猶太人這樣「無國家」的特殊性使之成為歐洲各國歧視及迫害的對象，因為只要把猶太人當代罪羔羊，便很容易煽起民粹、轉移政治焦點，例如歷史上不斷出現一種典型現象：當政客要宣洩人民不滿時，就會製造出「是猶太人搶走我們的工作機會」等等的藉口來操縱人民。此種操作方法的極致表現即是納粹的極權主義。
猶太人這樣特殊的民族性與政治性，遂讓戰間期的德國納粹發動以歧視猶太人為基礎的意識型態及政治運動，製造「猶太人企圖統治全世界」、「打造新人類必須消除人類低等存有形式之猶太人」等等謠言。正由於猶太人是個沒有國家的民族，他們無法組成具有行動力的政治單位，已缺乏團結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所以這種政治地位的喪失及政治行動力的不可能，便導致了猶太人大規模遭到屠殺的殘酷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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