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丹佛大學的梅慧琳與布蘭登·約德（Brandon Yoder）近日警告華府的決策者，處理台灣問題就像是走在鋼索上，而恰如其分地做好「威懾」，就像是在鋼索上頭保持平衡——問題是一心打壓中國的華府，正在失去平衡。
梅慧琳（Oriana Skylar Mastro）目前是史丹佛大學弗里曼-斯波格利研究所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CISAC）的研究員，約德（Brandon Yoder）則在該中心擔任訪問學者。《外交事務》在賴清德就職總統週年當天，刊出了兩人合寫的〈台灣鋼索〉（The Taiwan Tightrope）一文，兩位作者指出，雖然台海緊張局勢正在升溫，不過華府對台政策的爭辯卻依舊沒有塵埃落定。美國對台戰略大致圍繞著阻止中國攻擊台灣，從過去三屆美國政府的做法大致上都有這三個組成部分：提升美國與台灣在軍事上自衛的能力；透過外交手段表明美國保護台灣的決心，同時向中國保證不支持台獨；運用經濟壓力減緩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
梅慧琳與約德指出，上述三個要素之間究竟該如何平衡才對，華府卻至今沒有共識——而這種平衡某程度也決定了威懾實際上會是什麼樣子：有人認為，外交施壓並在軍事上有所克制（以免激怒中國），可以讓北京與台灣保持距離；也有人認為，除非華府大幅加強在亞洲的軍事部署，否則威懾就會失敗；艾薩克・卡登（Isaac Kardon）與珍妮佛・卡瓦諾（Jennifer Kavanagh）最近提出了第三種方法，強調加強台灣的自衛能力、同時也提供美國的離岸支持，才是維持威懾、同時避免風險升級的最佳途徑。不過梅慧琳與約德認為，上面三種威懾做法都沒有解決美國戰略核心的矛盾：
做得不夠，北京可能賭一把——在美國有所反應前奪取台灣；做得太多，可能讓中國領導人認定，武力才是統一的唯一途徑。
面對這樣的困境，梅慧琳與約德主張只靠更強的軍事或更大膽的外交是不夠的，台灣戰略需要的是一套精準的再武裝、再保證以及保持克制的策略，才能在軟弱與魯莽之間取得平衡。若能結合前沿部署、外交克制、以及選擇性的經濟相互依存，更能在相互強化的同時維持可信的威懾，同時也避免挑釁。問題是川普上台後的對台政策搖擺不定，擺盪於苛刻的交易主義（像是「解放日」對台灣進口商品宣布的32%關稅）與低調的對台支持（透過跨黨派訪問及暫停最高關稅），兩位作者認為美國政府制定對台策略的時間已經不多。
軍事層面
美國軍方正在加強台灣周邊的軍事部署，比方說擴大在菲律賓的基地使用權、強化日本西南諸島甚至是西太平洋的軍事能力。在菲律賓，美國新增了4個基地的使用權（總數來到9個），距離台灣最近之處甚至只有幾百英里；在日本，美國與日本在2023年達成協議，將駐日美軍陸戰隊進行改組，從原本以砲兵為主的第12陸戰團改編為一支2000人的濱海團快速反應部隊，著重在沿著第一島鏈行動，美軍也增加聯合軍事演習、希望在日本的領土上整合防空與飛彈防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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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梅慧琳與約德建議，美軍在太平洋的部署更需要質的轉變，才能阻止中國動用武力統一台灣。美國除了需要增加前沿部署，更需要具備阻止共軍穿越台海的能力，像是戰略轟炸機、潛艦和反艦飛彈，並且保持作戰的高度靈活性。比方說，華府應優先確保在日本和菲律賓前進部署潛艦的補給艦，讓美軍的水下戰力無需返回關島或夏威夷即可重新裝載、補給和武裝。此外，美國也應當在澳洲和菲律賓建立轟炸機基地，在日本西南諸島和菲律賓北部部署反艦飛彈系統。
為什麼美軍沒有這麼做呢？兩位作者指出，這是因為上述措施在政治上具有高度敏感性，需要設立美軍基地的盟國擔心它們會成為中國侵略的目標，華府的決策者也擔心此舉會越過北京的紅線。但美國若能遵循下列原則，上述做法不一定會激起中國的強烈反應。首先，美國不應該大張旗鼓地宣佈或者炫耀軍力，而是選擇低調行事，盡量減少遭到中國抗議或反制的可能性；當美軍增加在台灣及其周遭的活動時，無論是聯合演習、航行自由演習或訓練，美方應該盡量避免發表中國需要被迫回應的聲明。
梅慧琳與約德主張，強化台灣本身的軍事能力，確實可能帶來更大的挑釁風險，因為北京擔心過於自信的台灣會考慮宣布獨立。台灣近年購置了不對稱作戰系統，像是岸防巡弋飛彈和HIMARS火箭系統，放棄了潛艦這類傳統的昂貴平台，台灣也承諾，2025年的國防預算將超過GDP的3%、優先考慮精確制導彈藥、防空升級、指揮控制系統、後備部隊裝備和反無人機技術。梅慧琳與約德指出，這些做法當然都是明智之舉，但同時也帶來了風險，因為台灣對美援的依賴越少，中國領導人就越擔心賴清德會宣布獨立——這將進一步激勵北京儘早而非更晚動武。
梅慧琳與約德建議，美國應該對台灣提供那些「依賴美國持續支持」的軍事能力，像是拜登政府在2024年批准售台的先進地對空飛彈系統，旨在提升美台間的協同作戰能力。換言之，該系統的設計需要與美國支援協同運作，方可發揮最佳效能。美國也應該繼續鼓勵台灣發展不對稱防禦，像是HIMARS、NASAMS等防禦系統、以及RGM-84L-4 Block II魚叉反艦飛彈等武器。華盛頓也應該強調台灣軍力與美國相連的部分，對北京保證台灣無法單獨行動。
外交層面
梅慧琳與約德認為，「安撫北京」是威懾策略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然而無論是在川普還是拜登，美國都放鬆了向來的「戰略模糊」政策，而國一直對中國傳達美方「保衛台灣」的決心。從增加美台官員之間的直接互動，到拜登在總統任內多次提及「保衛台灣的承諾」，包括被川普罷黜的國安顧問瓦爾茲（Mike Waltz）在內，川普2.0的官員大多也主張「終止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
關於美國國務院今年2月移除官網上的「不支持台獨」聲明，梅慧琳與約德並不同意這種做法，甚至認為華府應當在台灣領導人發表台獨言論（即使只是暗示準備要這麼做）時公開批評，就像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在2003年就曾在與中國總理溫家寶的聯合記者會上公開指責台灣總統陳水扁，表示美國反對「中國或台灣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的決定」，甚至清楚指出陳水扁的言論和行動顯示「他可能想要單方面做出改變現狀的決定」；陳水扁2006年廢除國統會的舉動激怒北京後，小布希政府拒絕了陳水扁出訪拉丁美洲的過境要求。梅慧琳與約德認為，美國的類似表態可以讓中國領導人抱持「和統」希望，從而降低武力攻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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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政府也應該努力為台海和平建立多邊共識，像是最近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與慕尼黑安全會議的聯合聲明，就重申了兩岸穩定的重要性、反對任何威脅台海和平的單邊行動。華府在這些外交訊號之外，更應明確重申「一個中國」政策仍然有效，任何解決方案都必須是非暴力的，美國也不反對在台灣同意的情況下實現和平統一。
經濟層面
梅慧琳與約德指出，在威懾的三大領域中，經濟威懾是最困難的一環，因為經濟施壓可能削弱威懾效果、甚至會動搖盟友信心。從川普1.0開始，美國就對徵國推行「經濟圍堵」策略，希望減緩中國的經濟成長，甚至不讓中國獲取先進技術、從而削弱其與美軍抗衡的能力。拜登上台後非但沒有取消對中關稅，甚至進一步對半導體、通訊等戰略科技實施出口管制，施壓美國企業將供應鏈與製造業務都撤出中國。
川普重回白宮後，持續威脅要加速與中國的經濟脫鉤、實施更苛刻的關稅措施。雖然美國目前暫緩了對等關稅的實施，當相關政策也預示了對中國經濟的持久傷害。目前華府依舊抱持希望，認為中國經濟成長的速度放緩後，也會嚴重影響到中方的軍事現代化腳步。但持續的美中貿易戰以及美國不斷升級的出口和投資限制，讓北京認定美國不想與其和平相處，更激起中方自立自強的決心，鼓勵國內生產與創新、進一步擴大內需，加速降低對外國市場的依賴；北京甚至扮演起全球貿易規範捍衛者的角色，將全球經濟放緩的責任全都轉嫁給美國。
梅慧琳與約德認為，美國的經濟戰略對中國的軍事實力影響有限，因為中國推動軍事現代化時避開了傳統的「大砲與黃油」困境（guns or butter dilemma），即使經濟陷入停滯，中國還是有辦法持續軍事現代化的計劃。
與過去大國競爭中的挑戰者不同，中國並未試圖與美國在國防開支上旗鼓相當：比方說1933至1939年間，納粹德國的軍費開支是英國的兩倍；又比如美蘇冷戰期間，美國在軍事上的開支在1970年之前比蘇聯多出32%，1970至1988年，蘇聯比美國多出26%。與這些情況相比，中國的軍事投資目的性很強，旨在能贏得快速、有限的戰爭，同時保持整體國防開支相對適度。中國的國防開支在1995年僅佔美國的5%，2017年則為美國的32%。通過這種方式，中國既實現了經濟發展，也推動了軍事現代化，同時避免了冷戰式的軍備競賽。
梅慧琳與約德認為，貿易戰非但不會阻礙中國的軍事發展，反而可能讓北京更傾向考慮發動戰爭。目前，中國領導人僅在特定的情境下考慮對台動武，也就是趕在美軍介入前奪取台灣。對北京而言，更大規模、持久的戰爭代價過高，部分原因也在於美中關係的經濟價值。然而要是美國的經濟壓力加劇，中國領導人可能認為持續經濟互動的利益有限，「與美國衝突」才是擺脫其控制的唯一途徑，這將使北京更願意在台灣問題上冒險、甚至挑起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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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鋼索怎麼走？
梅慧琳與約德指出，若能在經濟與外交對北京作出具體讓步，既能增加中國維持現狀的利益，又能傳達美國的善意，將是一種有效的安撫措施——暫停或逆轉經濟脫鉤，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起點，因此川普應當取消對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或至少以中國合理的互惠為條件），放寬對出口及外來投資的限制，僅保留對最敏感技術和領域的管制。此舉不僅能避免北京認定美國「試圖削弱並分裂中國」的看法，也能緩解中國共產黨合法性受到挑戰、促使中國領導人武統台灣以提升民族主義合法性的不穩定因素。
更重要的是，美國若能與中國維持經濟相互依存，特別是維持當前的「不對稱依存關係」，美國才有空間在戰爭爆發時實施更嚴厲的制裁，從而對中國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屆時來自美國的單方面制裁，有可能讓中國經濟陷入永久衰退，在這種情況下暫停或限制經濟脫鉤，才能讓美國的制裁效果最大化、並且增強威懾力。
當然，即便是加強經濟相互依存，也需要降低美國對關鍵中國進口產品的依賴，如稀土、稀缺藥品、高科技電子產品以及其他工業、基礎設施和軍事投入。美國應當讓這些進口產品的來源多元化，對中國進口的倚賴則應降到可接受的水準。但梅慧琳與約德認為，華府無需立即減少中國消費品的進口，因為允許這類進口繼續將使美國保留實施痛苦制裁的威脅空間。此外，為了最大化對中國的威懾槓桿，華府應當與盟友協調建立制裁聯盟，這也需要美國對盟友提供補貼或其他讓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