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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對私部門的行動引發意料之外的影響，其中包括政治意識的覺醒。多年來，許多中國企業家對於中共濫權的態度都曖昧不明。他們的想法是，中國有缺點，但前進方向是對的。如今，抱持這種得過且過的心態的人愈來愈少。「這種翻轉已經持續好幾年了，」一位現住在國外的投資人告訴我，「我當然想念中國。但中國已經變了太多，已經不是同樣的國家了。」

中國如今的難題遠不只是經濟。鄧小平和同僚讓他們的國家走上「改革開放」的路之後過去了四十年，他的後繼者卻倒轉了頭，而且政治與文化皆然。對中國老百姓來說，開這種倒車會有多顛簸呢？打個比方，以前美國有邊境公地放領，假如國家從邊境撤離，會讓領地墾荒的人多麼心煩意亂？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UnionChamberofCommerce）榮退主席伍德克（JoergWuttke）曾在中國生活三十多年，他告訴我：「中國永遠不缺東山再起的故事，但現在不是時候。」他回想以前在北京大學對一整屋子學生演講時：「我說，『你們當中有誰樂觀？』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樂觀—意思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有三分之二的人感到悲觀。有一種『我們在這兒幹嘛』的感覺。」

二十五年前，中國正當紅的作家是一號叫王小波的人物。王小波受過文化大革命的煎熬，同樣遭遇的人會把這段經歷化為掏心掏肺的創傷故事，但王小波不一樣，他是諷刺家，有寇特．馮內果（KurtVonnegut）的意趣，對於政治入侵私生活領域洞察甚深。他中篇小說《黃金時代》寫到一對年輕情侶坦承犯下了布爾喬亞的婚外情—「在山上敦偉大友誼時，嘴裡噴出白氣。」兩人被逮到要交代自己違背了革命的規矩，但當地的黨員關注的顯然不是馬克思，而是他們「偉大友誼」的淫迷細節。

二〇〇一年「九一一」恐攻發生後沒多久我就離開美國。當時美國正準備對伊拉克發動反恐戰爭，我奉派前往中東，在巴格達、開羅等地進行新聞報導。幾年後我定居北京，認識已經待在那裡一陣子的莎拉貝絲．伯曼(SarabethBerman)，年輕的她是來自美國麻州的戲劇、舞蹈節目製作人。我們結婚，終究決定要返鄉定居。貝沙娜說，要是在國外待太久，我們最後會覺得根本無法回國定居了。

二〇〇三年在我獲派海外之際，有線新聞網(以下簡稱CNN)與福斯新聞網(FoxNews)是實力相當的競爭者，在黃金時段的收視率不相上下。十一個年頭過去後，福斯在夜間時段的收視率已經成長為三倍，許多關於移民、國安、族群、聯邦政府角色的全新政治語彙都是在該頻道誕生的。二〇一三年十月一日是我回國後的第一個上班日，但聯邦政府卻被迫局部關門，是十七年來的第一次。嚴格來講，會出現這種窘境，是因為歐巴馬總統推出能夠照顧更多人、福利措施更多的健保方案，共和黨的國會議員想要全面杯葛，但真正的癥結點卻是想要讓民眾對「歐記健保」失去信心，把共和黨的支持者團結在一起，為即將到來的選舉募款。雖然一九六〇年代以降就曾有過許多公然的意識形態對抗(例如，當時支持種族隔離體制的民主黨人士就曾抗拒聯邦法院的裁定與國會的決議，不承認其合法性)，但共和黨此番作為已經與過去的一切截然不同。

從位於曼哈頓的豪宅往外看，唐諾．川普眼中的美國是個永遠擺脫不了受害者身分的國家。一九八七年，他才四十一歲就以房地產大亨的豐厚身家初次問鼎總統大位，當時他前往新罕布夏州的一場造勢大會上對群眾說，美國被日本、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盟友「欺負得很慘」，他還說：「我已經受夠華府那些不會做事的爛好人。」

昆恩家堪稱當地的民主黨政壇望族。他的父親、姑姑、叔叔都擔任過公職人員，而麥克．昆恩自己在一九八八年才二十五歲就進入州眾議院，在當時是最年輕的州眾議員。

川普能夠像這樣初次在政壇異軍突起，實在是因為這時間點好到有如神助。如果他是在其他時間點出現，主流媒體、教會、共和黨全國委員會(RepublicanNationalCommittee)都不會讓他好過—但在二〇一六年這個時間點，這些體制都有威信不足、資源稀缺的問題。這時，共和黨領導階層能付出的薪資，甚至低於寇氏兄弟私人的政治網絡。川普的另一好運之處，是他剛好掌握了民主黨危如累卵的時刻。一如民主政治的常態，在白宮當家作主八年後，執政黨難免因為國民積怨難消、惴惴不安而成為千夫所指的目標。隨著選戰的進行，民眾的政治冷感將會開始決定情勢將如何發展，包括哪裡的哪些選民要把票投給誰，還有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