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依媛

時代力量聯合台灣綠黨、小歐盟與台灣基進，前往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抗議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日前「不當類比納粹」的言論，並要求其向國際社會與台灣社會道歉。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一場出於歷史敏感性與人權立場的道德譴責，但從政治制度與政黨運作的角度分析，這場「譴責行動」所暴露的，卻是台灣政治場域中「在野黨自我降格為參政黨」的現象，以及對民主制度分權原則的根本侵蝕。政黨政治的核心，在於多元意見的競逐與權力的制衡。執政黨應對國政負責，而在野黨則負責監督政府，提出政策替代方案。這種制度設計之所以重要，是為了防止權力集中、確保政治問責，並維護民主制度的動態平衡。然而，當一群原本應履行「在野監督」功能的小型政黨，卻變成「監督在野」，將主要火力集中於另一在野政黨，他們實質上已放棄了自身的制度功能，轉而成為執政黨的「協力者」。這種行為，非但無助於深化民主，更令人聯想到中國政治體制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在中國體制中，共產黨為唯一執政黨，下轄若干「參政黨」，如民革、民盟、致公黨等，名義上代表不同社會階層、參與政策討論，實則均服膺共產黨領導，被戲稱「花瓶政黨」。這些參政黨雖然保留組織與名號，但實質上既無制衡能力，也無政策獨立性，其存在主要目的，是為了提供民主多元的表象、緩衝社會壓力，最終目標仍是強化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對照今日的台灣政治，這些小黨在缺乏群眾動員與政策話語權的情況下，主動將自身角色定位為「輔政之徒」——當民進黨不便出手時，他們代為開火；當民進黨政策受阻時，他們主動推動激進版本，讓執政黨以「中間選擇」之姿合理通過爭議法案。這種操作模式，在其支持者眼中是「進步分進合擊」，在制度設計者眼中，則是對政黨分立與民主監督功能的赤裸侵蝕。事實上，這種小黨護航執政黨的現象，早已從策略層面發展為結構性安排。基進黨中評委陳俊光就坦言，民進黨若推動有爭議法案恐掉票，應由他們來推動較為激進的版本，由民進黨再居中協商、扮演相對溫和角色，以平衡社會觀感與選民反彈。如此一來，執政黨能既得改革成果，又免於承擔爭議風險，而小黨則獲得曝光與資源分配機會。雙贏之下，唯一的輸家，是台灣的民主與人民。尤其值得批判的是，這些小黨不僅在制度角色上自我矮化，在論述層面也嚴重雙標。以台灣基進黨主席王興煥為例，一方面譴責朱立倫「類比民進黨為納粹」傷害歷史記憶與國際形象，另一方面卻在現場高呼國民黨是「類納粹政黨」，其言論邏輯上的矛盾與立場上的不一致，顯示其所謂歷史感與正義感，不過是一種工具性的修辭武器。這種隨立場調整標準、隨情勢扭曲原則的政治話語，無法形塑公共討論，反而讓「譴責」淪為政治表演，讓歷史記憶成為媒體攻防的籌碼。這些政黨常自詡為理念堅定的改革者，但他們的所作所為，早已顯露無理念、無邏輯、無底線。他們所謂的團結，不是為了社會正義，而是為了讓民進黨更好執政；他們所謂的制衡，不是對政府，而是對在野黨；他們口中的民主，其實更像是中國式的政治安排：一黨獨大，眾黨輔佐，只差沒掛上「政治協商」的名牌。當人民選擇一個在野黨，是期待它能監督政府，而不是監督其他在野黨、當執政黨的傳聲筒與清道夫。當一個黨失去了獨立性，只剩下立場與服從，它就不再是政黨，而是一個附屬機構。今天這四個黨的表演，讓人不禁要問：他們究竟是人民的代言人，還是民進黨的發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