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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日前在訪美前後戲劇性拋出「親中愛台」的說法，隨即引發兩岸輿論的譁然，關鍵在其集派系色彩、實力派諸侯與未來接班人3種角色，發言內容自然牽動民進黨內部權力結構的發展。即便「親中愛台」的政治效應，隨著府方各項暗示性的政治反制、柯文哲訪滬的新聞效應以及賴清德本身的反覆說詞有所退燒，但台灣輿論近日掀起的「賴清德9月組閣」的說法，也使得過去霧裡看花的局外人，終於可以一窺賴清德的內心盤算。

國民黨黨主席選舉520揭曉，按照台灣各類民調以及民進黨內的評估，吳敦義將獲得勝選。但由於採取兩輪至投票之故，即便吳陣營提出一輪過半的訴求，但咸信其在第二輪才能勝出，這也提供目前排名第三的郝龍斌與吳議價與結盟的空間。

民粹意識本來是個中性的名詞，其本質應是針對官僚主義作風，或是菁英既得利益集團的一種糾正反抗或是修正調整。積極而言，民粹應該比較接近所謂的「群眾路線」的內涵，由於具備某種防腐劑的功能，使得政黨不至於因為權力的驕傲從而脫離群眾或人民的實際需要。

基本而言，新政黨的興起與舊政黨衰敗轉型有幾個重要的關鍵。就既存的政黨而言，常因政經秩序的劇烈變化，或因為政黨間的惡性鬥爭導致政治失靈，造成其核心價值與政治理念逐漸無法滿足選民需要，若遭遇政治實踐或選舉的重挫，政黨的生命週期則會江河日下，這也使得政治政治裂解甚至走向衰亡。

由於北京定位蔡英文就職演說內容是「未完成的考卷」，因此國台辦在關閉官方聯繫管道後，海協會也隨後宣布中斷協商機制，這意味兩岸關係已進入到「冷和與僵持」的階段。面對此一情勢，民進黨採取的回應為何？兩岸這一場博奕賽局又會如何進行呢？

隨著郝龍斌與吳敦義紛紛表態參選後，國民黨主席的選情日漸明朗，加上前立委韓國瑜宣布加入競爭行列，更讓本次選舉的可看度升到最高點。實質的競爭、候選人的特質、黨的發展路線與競選策略的設計，應是本次黨主席選舉的關鍵所在。

國民黨主席正式起跑，由於參選人數眾多且競爭激烈，引發台灣輿論各界的關注與期待，這對面臨媒體邊緣化的最大在野黨來說，多少有久旱逢甘霖的效應。

「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是著名經濟學者寇斯（R.H.Coase）提出的觀念。寇斯認為交易成本的產生，乃是經濟行為往往處在訊息不對稱的狀態，使得人們必須支付額外的機會成本避免利益受損；此外，更由於某些「中間人」壟斷甚至隱匿市場真實訊息，在道德風險的運作下，則會出現許多不效率的現象。

朱立倫此前之所以破壞國民黨「總統」初選程式從而啟動「換柱」模式，主要的理由在於「提名洪秀柱參選以來民調低迷，國民黨的選情因而沒有起色」。然而當朱立倫親自上陣之後，除國民黨自己的民調外，臺灣不分藍綠媒體與研究單位所作的民調皆顯示，國民黨的選情依舊沒有好轉的跡象。究竟什麼原因使得朱立倫深陷選舉泥濘？

相較於於昨日副手辯論的表達生澀、論點無交集與網路連署提問的謬誤，今天登場的總統辯論顯然精彩且有深度。針對這樣的差異，我們先從幾個基本面的層次進行分析。

一如各方輿論先前的評估，民進黨在台灣2016年總統與立法委員的選舉都獲得壓倒性勝利，象徵台灣即將邁入了新的政治發展階段。在完全執政的訴求下，蔡英文面對各界高度期許之際，也將面對內外的巨大挑戰，因為在高支持下倘若沒拿出執政成績，將可能產生相對剝奪感與反彈。然後新政府即將面對的，卻是台灣「藍綠對立」、「經濟停滯」與「兩岸政府欠缺政治信任」的三個結構性的難題。

最近台灣的社會很不平靜，因為八田與一與蔣介石銅像斷頭事件已經刺激到藍綠群眾內心的歷史情結，再加上年金改革所產生的對抗，使得矛盾日益加溫上升中。

大選投票在即，在舉結結果揭曉之前，究竟有哪些指標現象與效應值得觀察？可從以下幾個面向進行分析。

民進黨之所以贏得2016年的大選，除了因為馬英九執政八年的政績不佳外，高舉改革大旗回應社會的要求也是重要因素。

由於副手在選戰中扮演互補加分或政策詮釋的角色，加上已經規劃了一場總統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會與電視辯論會，在選情趨冷的狀態下，使得副總統辯論的群眾預期心理較弱。但政策辯論已經成為台灣選舉的指標熱點，其所造成的政治效應仍不容小覷，特別是候選人整體表現、重要言論、政策攻防將在會後在網絡上形成擴散作用後，又將匯集成為政治動員的力量。

近期兩性平權的議題，已經讓台灣社會陷入高度的價值性對抗的氛圍中，各場次的公聽會與辯論不僅無法理性進行對話與溝通，反使兩種意見走向更難妥協與零和的狀態。在媒體高分貝報導、公民團體強烈訴求與政治人物激情演出下，台灣社會似乎正在分化與撕裂中，彷彿走向了分裂社會的邊緣中。

雖然2016年大選結果才剛決定台灣未來四年的權力格局：民進黨應該推動各項大政方針與改革兌現選前的政治承諾，奠定自己的執政優勢；國民黨則應該敗選中找回自己的核心價值與群眾基礎，並嘗試扮演好監督者功能。因此，在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前提上為下一次的大選做好準備，這才是穩定台灣政治的理性作為。

蔡英文政府執政以來，基於台灣主體性、國家主權與民主政治的考量，始終不願意針對北京所提出的「九二共識」與「兩岸同屬一中」等核心問題有所回應。在欠缺政治互信的侷限下，兩岸關係走向了當下冷和的僵局，不僅經貿關係急速萎縮，民間交流也停滯不前，更重要的是兩岸人民的情緒與神經末稍也被刺激起來，從而陷入民族與民粹主義的情感對峙狀態。一年來的兩岸關係不是沒有好轉的契機與機遇，北京的責任不在話下，但民進黨主政者的觀念的保守與官僚的專業不足也是關鍵。這些問題顯然是小英政府在兩岸關係與中國政策調整中的死角。

「理性抉擇」是制訂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原則之一，有遠見的政治家始終清楚自己追求的目標、掌握的資源、運用的手段、成本效益的計算以及所承擔的風險。德國宰相俾斯麥的對外政策應是外交史的理想典範，因為他知道前述理性抉擇的本質，所有的行動步驟都必須「先計算後行動」，而且俾斯麥對於權力使用高度自我克制並懂得創造共同利益，因此也讓歐洲周邊國家（除法國外）理解且接受德國的作法。

英國脫歐與美國川普勝選的結果，意味著雷根與柴契爾夫人所建構的「新自由政經秩序」與「全球化美好年代」的崩解，更徹底讓新黑格爾主義學者福山預言的歷史終結說，諷刺地劃上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