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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應邀到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作一場大規模的通識教育講座，我粗定的講題是「為什麼天才總是成群地來？—漫談學術環境的營造」，在演講中我提到：我們太注重線性的、縱向式的傳習與聽受，往往忽略橫向的、從側面撞進來的資源，事實上這兩者缺一不可，應該交叉循環為用。

十六、七年前，當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時，注意到余先生早期在香港報刊雜誌上發表過許多文章，我便開始零星地蒐集這方面的文字，並準備寫一篇長文（甚至是一本小書）來加以討論。而且我的討論將盡量不包含大家所熟知的學術論著—我的意思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不必再經過我的重述—可惜因為個人疏懶，這個願望遲遲未能實現。最近承《數理與人文》出題讓我寫一篇「余英時印象」，因為時間比較倉促，我只先選擇一些生活上的印象下筆。

朱敬一院士發起在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營十週年之際講讀中西經典，我相當贊同這個提議。日前他的文章中提到歐巴馬的演講，這使我想起另一位大演說家林肯。（註：「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是科技部的教育計畫，每年招收200名高中生進行14天的人文社會課程訓練，由各領域專家主持。迄今已舉辦了19屆。）

朱敬一院士的先人龔自珍（1792-1841）曾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贈魏源，我認為這也可以用在朱院士身上。

史事無窮，要從無窮史事中得益，必須在歷史的發展中識認出「關節竅要」，或重大轉折之處，深入剖析其前因後果，也就是說讀史要能識認歷史上的「關鍵時刻」。《莊子．內篇》〈人間世〉說：「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歷史上的關鍵事件，有些一開始便風風火火，但也有一些是「其作始也簡」，後來「將畢也必巨」，而且有些帶有偶然性。如小布希贏了高爾五百三十七票，當選總統，而此後小布希在中東屢啟戰端，九一一事件後，不只美國的國運大變，世界各地都深受影響。有一些特定的時候，整個文明往往押在幾個事件上。如羅馬與迦太基之爭，在艱苦的鬥爭中，整個西方文明的命運即押在這個賭注中。

我個人的職涯都在同一個學術研究機構，所以我了解學術研究的重要；可是也認為除了學術外，同時要有相輔助的東西，像是涉及價值與精神這類的機制。

我好像是在一九七○年代後期經陳國榮先生（已故）介紹，認識了《台灣日報》總編輯俞國基先生。當時黨外運動正有風起雲湧之勢，黨內、外鬥爭的主要地盤不在立法院，而是在省議會，所以位於台中的「台灣日報」，因地利之便，常大幅刊出省議會辛辣的質詢稿，成為黨外運動的重要喉舌之一。我記得有一次刊出某位省議員大罵的名言「什麼法統！馬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