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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看了《紐約客》分五篇文章刊出的系列報導，結論都是認為鄂蘭沒有靈魂；而那些從二手資料聽說這一系列報導的人，就更是認同這種結論；這些人認為鄂蘭就像舒勒姆所說的，欠缺了同情心。他們認為鄂蘭對自己民族的命運沒有感情上的投入。可是在鄂蘭看來，她卻是最終獲得治療、甩掉了感情包袱，讓良好的判斷不會受到障礙。有關所謂良好判斷的深刻不同觀點，在艾希曼問題的多方面爭議中反映出來。爭議主要圍繞著三大話題：鄂蘭把艾希曼描繪為一個平庸的人；她針對歐洲猶太居民委員會（Judenräte）及其在納粹「最終解決方案」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諸多批評，散見全書各處，但集中於全書近三百頁的當中十頁；她在書中討論了審訊的過程、所引起的法律問題和所發揮的政治作用，主要在第一章和最後一章。在爭議當中，這三大話題都引起激烈的影射式抨擊。對艾希曼被描繪為平庸的人，有人在《紐約時報》一篇激動的評論中作出含沙射影的描繪，就像文章標題所顯示的──〈一個良心清白無瑕的人〉（ManwithanUnspottedConscience）。對猶太居民委員會的評語，則在公眾爭議中惹來種種說法，譬如說那是指猶太人懷抱著死亡意願，猶太人無力抵抗，受害人跟加害人同樣要負責。對法律程序和國際法問題的反思，則導致她被批評為反以色列、反錫安主義、自我憎厭的猶太人、法律純粹主義者、康德式道德主義者。

鄂蘭在撰寫〈小岩城事件反思〉和〈教育的危機〉等針對特定議題的文章時，採用了《人的條件》所闡釋的複雜分析架構，但她很少停下來複述這個架構的主要元素。她這種欠缺耐性的做法令誤解很容易出現，她也往往被視為一個冰冷而抽象的思想家，而事實上她卻致力追求一定的具體性。她把她的哲學思考方法稱為「概念分析」，而她的任務就是找出「概念從何而來」。藉著語文學或語言學分析的幫助，她把政治概念的源頭追溯到具體歷史事件或一般政治經驗。然後她就能夠量度，一個概念跟它的源頭偏離了多遠，並追尋各種概念如何隨著時間流逝而產生交互關係，也揭示語言和概念上產生的混淆。換句話說，她在實踐一種現象學。

一九三八年聖誕節期間，鄂蘭在猶太人代辦處找到了工作，幫助先後來自奧地利和捷克的難民。她和布呂歇搬到國民公會路一間公寓，因為他們期待鄂蘭的母親瑪莎前來團聚。辛沛爾在「水晶之夜」後不久去過柯尼斯堡，幫助瑪莎安排前往巴黎的行程。辛沛爾住在一家基督徒開辦的旅館，因為非猶太人不能住在猶太人家裡。她告訴鄂蘭和布呂歇，鄂蘭繼父馬丁晚上陪她走到旅館，把她送到旅館門前，那裡掛著「此處禁止猶太人」的標誌。大家都遵守反猶法規，可是辛沛爾印象深刻的是，柯尼斯堡居民在「水晶之夜」的恐怖事件發生之後非常震驚，彷彿暴力和毀滅力量令他們腦海裡閃現了不祥預感。而後一位街車車長挽著瑪莎的手幫助她上車，已足以讓辛沛爾和瑪莎感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