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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應元先生訪問紀錄

從初期的「入、出分管」和「軍、民分管」，1952年統合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民入出境聯合審查處」，1957年3月改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入出境管理處」。1958年「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臺灣省民防司令部」、「臺灣防衛總司令部」、「臺北衛戍總司令部」等四單位，合併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入出境管理處歸隸其下，此時的入出境制度，具有濃厚的「軍警共管」和「軍情合一」的性質。1972年內政部警政署成立「入出境管理局」，業務由警總轉移至「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辦理，為「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表面上將入出國管理歸入一般行政，但軍情單位仍透過權責與人事的設計，依舊將入出境管制權力牢牢緊握。

《中華民國憲法》第10條保障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然而戰後台灣，卻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動員戡亂及戒嚴體制之下，中華民國政府基於諸多政治、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理由而限制國人入境或出境，所謂的「黑名單」係指在此一時空背景下，政府所列管限制入境或出境之名冊，儘管戰後長期統治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政府未正面承認「黑名單」的存在，但部分人民因個人身家背景、發表不見容於執政當局之言論而被限制入境或出境的狀況的確存在。換言之，「黑名單」制度的存在與運作，是非常體制下對人民基本人權的侵害，也是強人威權統治時期的重要人權課題，而此一制度正式走入歷史，甚至延續到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

在初次應訊之後，雷震也意識到自己由於此一訴訟，可能將失去自由，進而影響《自由中國》的後續運作。為此，雷震三月七日找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三人商量，萬一他失去自由，刊物之後應如何辦理？戴杜衡態度比較消極，回應應該「要請胡先生多負責任」。雷震以為「我萬一失去自由，社會必對本刊同情，你們三人可一樣支持下去」，戴杜衡卻主張屆時應暫時退卻，他的態度使雷震不能理解。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出刊的《自由中國》第二十卷第二期刊登署名「陳懷琪」的讀者投書〈革命軍人為何要以「狗」自居？〉，批評軍中的政治教育，進而引發陳懷琪事件。此一事件之所以發生，除了這篇投書內容觸動國民黨當局的神經外，也與後續現役的陳懷琪聲稱此一投書並非其本人所寫有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