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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把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界定為為世界提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外的另一條可走的路；但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的諸多中國領導人根據資本主義西方的思維重新界定「偉大」。目前的策略強調生產力、利潤、積累；從開發中世界取得原物料；買外債。中國的強勢發展計畫，在國內外都可能招來怨懟；於是，在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期間（二○一二～迄今），對異議分子的思想審查和逮捕增加。北京當局壓制新疆的維吾爾穆斯林，包括把大量漢人移入新疆以趕走當地居民、高科技監視、把兩百多萬維吾爾人拘留在「再教育」中心。值得一提的，陸上一帶一路的主動脈貫穿新疆。

二○一三年五月，迦納總統約翰．德拉馬尼．馬哈馬（JohnDramaniMahama）成立一支特遣部隊，以打擊全國各地的非法小型採金作業。這支部隊拆除數百個非法採金場，扣押現金，毀掉設備，逐出、逮捕了數千名礦工，包括當地迦納人和中國人。迦納在此事件中遣返四千五百多名中國人，如此多的中國人激起對中國人會在非洲掠奪、剝削、乃至殖民統治的憂心。但這些逮捕、遣返行動使中國人非法採礦之事有所收斂，卻未予以完全消除，因為探礦者轉到偏遠區域，在那裡他們得到當地首領保護。二○一八年在阿善提地區的另一次查抄，抓到一千名非法礦工。

第二次中日戰爭結束了始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中國恥辱世紀，戰後接著爆發國共內戰，以一九四九年中共拿下江山作結。在這恥辱的百年間，中國在地緣政治、經濟方面經歷了世界史上最劇烈的反轉之一。

藉抵制美貨施壓美國的構想，數次出現在檀香山、舊金山的海外中文報紙上，但實際作為主要表現在聯署集體請願上，表現在一九○三年由在美華人向清廷提交請願書上。繼伍廷芳接任駐美公使的梁誠起草了新條約，一九○四年遞交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Hay）。梁誠所擬的條約同意不准華工入境，但針對已住在美國的華工，針對非工人的華人，都增列了保護措施，包括讓他們擁有聘請律師、保釋、上訴的法定權利。從中國的角度看，這顯然很合理，中國承認美國有權管制入境，但反對不當對待和歧視，就和梁啟超在〈新大陸遊記〉裡所提的建議差不多。但梁誠所提的條約和清廷數位駐美公使所提的其他請求，美國置若罔聞。美國國會任由《葛禮山－楊儒條約》到期，一九○四年把排華法附加在一項撥款法案上，從此，排華為永久措施，中國經由條約程序提出的任何意見變得無足輕重。

匯款只是把海外華人與母土繫在一塊的諸多細線之一。政治是另一條細線，而且政治也有其經濟面向。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如何對待海外華人成為中國政治論述裡的重要主題。改革派認為海外華人受壓迫和清朝積弱不振有關，認為西方排華是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加諸中國的諸多恥辱之一。中國境內一時爆發反對美國排華法的聲浪，導致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中國境內拒買美國貨。拒買其實是在抗議美國單方面的門戶開放政策。此舉抒發了中國境內和整個海外僑社新興起的民族主義政治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