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 的所有文章

（本文共同作者為台灣大學副教授張登及）

一般的認知是人與人之間相處要講求信用，信用對維護政府與民眾的關係也很重要，所以說「民無信不立」。國際政治則是唯利是圖、爾虞我詐，即便指天為誓、條約為證，都可以撕毀。而且不分國體抑或民主與否，自古至今，毀約背信屢見不鮮。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信任稀薄，和平只能靠「權力平衡」—權力之間的制衡維繫。又或者，如果國際間存在霸權國，沒辦法靠制衡維護和平，那就只能仰賴「良善霸權」提供「公共財」。霸權提供公共財，不純是因為有烏托邦的善念，或是黑白通吃的警察拿得最多，而在霸權以實力說話，建立的規則基礎下，霸主每天的相對收益，都比其他競爭者多得多。

讀書與思考要靠緣分，偶有所得也多少碰點運氣。近幾年來，這樣的感受特別深。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史名家卡普蘭（RobertD.Kaplan）的著作《地理的復仇》在二○一二年問世時，筆者曾匆匆地翻閱，卻未能仔細拜讀。五年之後，得知麥田出版社邀得我國文史譯著名家林添貴先生出手翻譯，並請筆者略述心得。非常巧合，這兩年筆者考慮國際議題，越發感覺歷史與地理的因素不僅重要，而且從宏觀的大歷史到微觀的小事件，彷彿繫著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綿延多彩的錦緞，靜靜地散發著致命的吸引力。

廣義的烏克蘭問題不僅始自2014年「廣場革命」推翻親俄總統亞努柯維琪與之後俄國兼併克里米亞，而可上溯至蘇聯時期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1954年將克里米亞劃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列寧共產革命後，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之一），二戰時配合德軍反蘇的「德意志帝國烏克蘭專員區」（ReichskommissariatUkraine）、俄共推翻沙皇時短暫從俄國獨立而後再被兼併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分屬奧匈帝國與沙俄的19世紀末、分屬波蘭王國與立陶宛公國、蒙古金帳汗國的中古後期，甚至比俄羅斯帝國歷史更早的三俄（烏克蘭、俄羅斯、白俄羅斯，同屬「東斯拉夫語系」）母體「基輔羅斯」（KyivanRus'）。由此我們可以瞭解，為何普京總統說烏克蘭是「歷史、文化、精神空間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是戰友、親人、前同事」。臺媒藉此操作稱普京這就是講「烏克蘭是俄羅斯一部份」實是惡意曲解，因為普京也明白說烏克蘭「是一個鄰國」。

邇來美中台三角已死的判斷甚囂塵上，因為三個雙邊關係都已經打成死結。首先，美中關係的結構性緊張本來就很難緩和，加上病毒起源的相互攻訐與爭取連任的川普（DonaldTrump）選情轉趨不利，現在甚至搞到討債、要求公布時間線（timeline）的境地，確實是下沉的惡性循環。雖然現實上這些要價都辦不到，但雙方現任當局幾近扯破臉已經是事實。也因此台美關係不斷加碼，除了軍事上的一些協作更加明顯，近日兩國衛生部長也直接通電，台灣儼然超過許多有條約的國家，成了共和黨政府的「典範級」盟友。

七大工業國（G7）2021年高峰會已於13日在英國度假勝地康沃爾閉幕，提出了《我們共享更好的重建全球行動議程》（OurSharedAgendaforGlobalActiontoBuildBackBetter）公報。公報長達25頁，包括結論，洋洋灑灑地列了近70點主張。與臺灣媒體用放大鏡觀察得到的「中國中心論」有些落差，這篇長文僅提及「中國」4次。而且不出意外地，許多方面都是重複早前日本首相菅直人與韓國總統文在寅訪美時強調的幾點：重視臺海穩定、鼓勵臺海和平解決、關切東海南海緊張情勢，尊重新疆與香港等地基本人權，外加推動WHO專家建議的「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二階段病毒溯源「研究」（study，而非「調查」），以及抗衡中國在貿易方面的「非市場」（即國有經濟等）政策挑戰。

解嚴以來，歷史書寫已經成為台灣不同政治立場最激烈的戰場。這個戰場雖然沒有硝煙，但你死我活的敵意，卻絲毫不亞於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與蔣毛的「國共內戰」。參戰各方雖說都奉行「言論自由」這樣的高尚原則，但在短、平、快的社群網路與電視脫口秀助威下，徹底摧毀不同歷史經驗論述的價值，汙名化不同主體視角的人格，已經是人們司空見慣甚至出口惡氣的日常，以至於人們對「共同命運」的內容也不再有共識。「原民史觀」、「中國」沙文、「海洋東亞」、抗日復興、反殖非華等「史觀」的激戰淪為無休止的意識型態鬥爭。歷史霸權主義與歷史相對主義成為無解的惡性循環。

｢戰略｣過去被稱為｢將軍的藝術｣，所涉及的就是戰爭的計畫。但此一概念很快就被運用在國家治理和國際的合縱連橫，成為｢國家戰略｣與｢大戰略｣。

（本文共同作者為二十一世紀基會副董事長、世新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高思博，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張登及）

從川普就任美國總統時起，許多西方國際政治學名家便對美國主導的戰後「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的前景表示悲觀。美中貿易戰、新冠疫情與俄烏軍事衝突爆發，國際秩序加速下墜的預期更甚囂塵上。不過隨著俄國侵烏的攻勢陷入膠著，北約、歐盟與G7等西方集團迅速響應拜登總統極限制裁俄國、積極圍堵中國佈署的訴求，印太地區也隨著日本岸田新政府和韓國大選勝出的保守派候選人尹錫悅同時向「四方集團」（QUAD）聚攏，一時之間「自由國際秩序」似乎大受振作，連原本也對西方集團近年表現略感失望的歷史樂觀派大師福山（FrancisFukuyama）也振奮起來。

《大幻象：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政治現實》（以下簡稱《大幻象》）是一本國際關係學最新的殿堂級教科書。作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以古今史證為本，直白、簡明、尖銳地回顧了推動了近代國際關係前進的三大主要思潮──現實主義、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最終又強而有力地回歸他寫於二〇〇一年定鼎學科大家的經典之作──《大國政治的悲劇》（TheTragedyofGreatPowerPolitics）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realism）核心主張。不遭人議非英才，筆者用國關的術語說，這兩本書已確立米氏在學科系譜上成為「一極」的宗師地位。

2019年元旦以來，蔡英文總統與習近平國家主席分別在元旦文告以及《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針對兩岸關係發表重要談話。蔡的元旦文告針對兩岸關係提出「四個必須」和「三個防護網」。這些論點當然是任何政府履行正常職能所必須，但對於民眾期盼的兩岸關係緩和與開展，並無實質上的助益，反而更像是九合一敗選之後對黨內與支持者的宣示，自己才具有國防外交和兩岸最高的決定權和政治權威，目前也確實鞏固了她的黨政領導威信。

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似乎又再次重複著史賓格勒(OswaldSpengler) 「西方衰落」的老調。與前三年的大會相較，今年的主題口味更重，主要國家的媒體都多有關注，但一樣沒有引起太多臺灣媒體的興趣。唯一的例外是美國代表團今年不分黨派、傾巢而出。國務卿龐皮歐(MichaelPompeo)、國防部長艾思博(MarkEsper)、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Pelosi)與前國務卿克里(JohnKerry)等連袂出席，且在所有主場、分場都集中火力批判中國崛起造成的威脅，對歐洲友邦則極力要求抵制中方包括華為5G在內的各種科技、投資或基建項目。跳躍地看，這很像在間接復刻冷戰、世界「理念相近」同盟包圍中國、支持臺灣入聯……，應該頗令臺灣社會振奮。

阿富汗政府從8月初起，短短十幾天丟掉十餘省會，總統賈尼（MohammadA.Ghani ）在8月13日親臨前線勉勵政府軍，14日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話，15日夜即匆匆搭機出逃塔吉克並最終抵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賈尼政府如此戲劇性的崩塌，被許多人比擬為1940年代末國民政府在內戰中的潰敗。更多人把阿富汗親美政權的垮臺與美國支持的南越阮文紹政府在1976的滅亡相提並論，還有人想到也曾有條約與邦交保障的臺灣，在1971年與1979年兩度被美國「拋棄」，因而發出「今日阿富汗，明日臺灣」的哀嘆。

「絕對國防圈」(AbsoluteLineofDefense)是日本帝國二戰中期，中途島海戰遭遇重大挫敗後，內閣研議制訂的關鍵防禦區。儘管此前日本帝國侵略擴張獲得東亞大陸、東南亞與西太平洋的廣袤區域，但此刻從資源與軍力來看，不僅擴張已至極限，且盟國在海上已轉守為攻。為維護本土的資源獲取、軍工生產、支援作戰與政權生存，日方認為由千島群島、馬紹爾群島、所羅門群島（包括瓜達康納爾島）、新幾內亞、（荷屬）印尼、馬來半島、緬甸到中國東南沿海、華中華北地區、滿州國至庫頁島所連成的海洋與陸地區域，是勢在必守的防線。

中華民國與臺灣的關係是歷屆總統選舉最受爭議的問題之一，或者說不是之一，而是唯一。其原因表面上是1947年憲法規範的這個亞洲首創民主共和國，在臺灣是否有正當性；五院制等等制度對「小國」臺灣是否「合身」之類的問題。其實這些問題儘管重要，但無關臺海和戰與臺灣存亡。

在中國政治史「不兩立」的傳統與兩岸物質實力極不對稱的背景下，上個月兩岸領導人實現長達七十年政軍對抗中的首度會見，幾乎是國際政治不可能的任務。雖然美日專家仍有雜音，在野黨覺得被偷襲，但朝野與民眾多樂見下屆總統續會習近平，華府也依計畫軍售。說馬習會是「廿多年來協商和交流互動累積成果」締造的互信象徵與資產，應不為過。如何延續這種互信持續來改善台灣的國際地位，同時確保台海和平，2016年大選後，是兩岸關係的關鍵階段。目前朝野總統候選人都矢言遵行憲政秩序以維護兩岸現狀，應該是延續互信好的徵兆。如果雙方能秉持親誠，尊異求同，許多複雜敏感的政治問題，在對岸領導人的視域與決斷中，都可能商定更合情合理的安排。台灣的名稱與符號如何在國際場域呈現，相對單純卻也最觸動人心。日前總統候選人朱立倫提議在九二共識基礎上，讓我方參與國際活動與組織時，可以光明磊落地使用「青天白日旗」，顯示有商談成功的信心。朱立倫的提議是「青天白日旗」作為「加油旗」，溫和穩健。筆者則認為無論選舉結果如何，明載於憲法第六條的國旗，可以不只當作「加油旗」，也有空間成為兩岸同意、代表台灣，與大陸五星旗平等呈現的會籍旗、代表旗。這個看似更不可能的任務所以可能，有三個重要條件。第一、北京對中國現代史的觀點已逐漸鬆綁。中國政治史「不兩立」的傳統與現代西方主權秩序的結合，曾使兩岸都堅持不僅要實體上打垮對方，也要在意識形態上摧毀對方。由於創建在前、體制不同的中華民國持續存在，1912年以後的現代史遂成為重災區，身處後殖民情境的台灣受創最深。但隨著改革開放與借助全球化實現崛起，北京自信心增強，遂開始容許並試圖主導有關中華民國的研究和論述。儘管品質良莠不齊，禁忌仍多，展館、藝文、出版中的中華民國，正緩慢地走出禁區。第二、兩岸法理現狀的維繫需求日益迫切。與「中國崛起」同時，台灣的本土化民主化，正快速掏空中華民國的法理與情感基礎。原本「不兩立」史觀應該樂見對手正當性空洞化，但二十世紀以來的國際規範還提供中國傳統原本缺乏的「自決」選項。同情與支持台灣另闢蹊徑的聲音不僅未能相向而行，現在還漸行漸遠，很可能破壞大陸對爭議水域的聲索，甚至干擾雙「百年」復興。如何在「主權未分裂」下穩住中華民國，早已在探索中。第三、全球治理新局面增大兩岸共存的空間。十七世紀乃至戰後以降的排他式主權觀念，現在正遭遇各種跨疆界、跨主體治理問題的嚴峻挑戰。多層次、多體制與對差異更加包容的國際新秩序正在形成。台灣持續淪為被壓抑的死角，不利諸多重大問題的解決。能讓兩岸在全球治理中共存雙贏的秩序創新，迫切性與可能性都在上升。這三個發展中的趨勢，有可能使國旗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正常化。關鍵就是朝野未來能持續堅守憲法對兩岸關係的規範與精神，緩和部分民眾對中華民國體制排斥甚至毀棄的情緒。則兩岸互信得以維持，對國旗所代表的尊嚴和空間，前景可以樂觀。

今年是中共建立政權70週年，在天安門按慣例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在美中瀕臨新冷戰的緊張氛圍下，舉世矚目焦點集中在東風-17、巨浪-2與東風-41同場「亮劍」的含意。中共建政70週年，自然也是國府遷臺70年，或許也可以說這是蔡英文總統「中華民國臺灣」概念萌生的歷史起點。但是已經很少人還會想到，如果沒有古寧頭戰役的勝利與次年韓戰爆發，不管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臺灣」、還是「中華民國臺灣」，三家說法都不會有爭論的機會。

始自胡錦濤第二任期末、歐巴馬第一任期中的「中美互為首要對手的長期競爭」，經過習近平「奮發有為」、「敢於鬥爭」的「一帶一路」與川普「美國第一」和「印太」戰略的較量，華府與北京逐漸硬化成為結構性的對抗。「川普主義」加上新冠疫情，更使國際競鬥與大國內部社會分裂和經濟動盪的跨層次連動關係更加深化且完全攤開。

三人成眾。三角（邊）關係是構成人類社會最根本的關係。兩人（雙邊）關係是一切「自我」認同形成的基礎，三角關係則是社會的原形。沒有第三者，雙邊關係沒有「外部」指涉，社會衝突也因無從調節，更會變成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