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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朝鮮半島的局勢引起國際極大關注，不論是之前北韓出兵援助俄國與烏克蘭戰爭的前線，或是韓國因為發出短暫的戒嚴令而造成國內政局的極大動盪。筆者過往的研究主要在中朝比較的視野下，探討朝鮮王朝儒學與政治之間的互動，有時也會稍微觸及中朝的外交關係。從歷史的長河來看，中朝之間既有合作的高光時刻，也充滿了猜忌與不信任。

19到20世紀以降，西方世界成為世界軍事、文化的霸權文明，對世界其他文化與文明都帶來巨大衝擊。但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各地的傳統文化也開始重新恢復力量對西方文化給予反制。特別是曾經長期與西方文明分庭抗禮的伊斯蘭文明。尤其「伊斯蘭教法」的恢復與實踐問題在各地伊斯蘭復興運動中重新被高舉與探討，也帶來許多爭議與思考。對我們台灣人而言卻頗為陌生，本文將就此議題做一些整理與反省。

近來臺灣八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標題頗為聳動的著作《中國有哲學嗎？：NO！中國只有為政治服務的漢字忽悠術！》（以下簡稱本書為：「沒有哲學、只有忽悠」），也許因為標題語出驚人，再加上成熟帥氣又有魅力滿州帥氣大叔總編的高度推銷（ㄏㄨㄧㄡXD），可以說是把這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大問題冷飯新炒。讓這個從清末民初東西文明交會以來，所產生的中國哲學研究的正當性問題，又再次浮上人們的心中。

1990年共產主義的最大國家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塌，「蘇、東、波」[1]現象一時之間，曾讓全世界一度以為資本主義世界已經戰勝了共產主義世界，著名政治學者福山（FukuyamaFrancis）因此表達了「歷史已經終結」[2]的看法，整個二十世紀末的發展雖然也略有動盪，但冷戰結束後圍牆已經被推倒，美國獨霸世界的格局，讓人們普遍對世界各國終將在政治上走向民主改革、市場經濟模式的社會具有高度信心，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